王宏祥：透過王莽與辜鴻銘看中國古代歷史中的人文精神

　　序

　　近幾年來，央視《百家講壇》不遺余力地推出了一系列節(jié)目，主要是圍繞中國古代歷史中的某些片段請了一些學(xué)者作展開式講解，如閻崇年講清史、易中天品三國……學(xué)術(shù)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本是一件好事。不好的是，這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很容易使那些本不太熟悉歷史的觀眾被搞得一頭霧水，愈發(fā)難以辨別那些被歷史上被無數(shù)個偶然事件所掩蓋著的歷史真象及真象之后的歷史必然。其中少數(shù)人的講座，與近年來在各大電視臺上熱播的以歷史為背景、以戲說為手法的古裝電視鬧劇首尾呼應(yīng)，除了矯揉造作，混淆黑白之功效外，再無它用。

　　另，近日筆者有幸與河南大學(xué)王立群教授面對面地討教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王教授的回答令筆者甚是驚詫，考慮到維持會場當時的氣氛及時間關(guān)系，筆者沒有將討論的深度及廣度作更加之推進。對于王教授的回答，本想一笑而過。然轉(zhuǎn)念思之，一則今日雖已遠非劉漢王朝，但持與王教授相同觀點的遺老確大有人在。封建專制主義復(fù)辟的形式不一定只表現(xiàn)在政治上，也不只專屬于清末民初那個特定的年代，更不是只會發(fā)生在張勛、康有為這些特定的人物身上。當它以其它更加隱蔽的形式滲透到我們的思想上的時候，其危害將更大；
二則那些早已被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唾棄的歷史垃圾，很有可能在王教授央視《百家講壇》年度風(fēng)云人物的光環(huán)之下借尸還魂；
三則寫文章雖然辛苦，如鯁在喉的感覺則更是痛苦。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還是寫出來吧，通過對比的方式，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說清楚，乃是上善之舉；
四則天下興亡，匹夫有則。我們不僅要做鹽，更要做光。

　　基于以上幾方面的原因，本文將以王莽和辜鴻銘兩個歷史上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為切入點，討論我們?yōu)槭裁葱枰獙W(xué)習(xí)歷史，我們應(yīng)該如何學(xué)習(xí)歷史，以及如何我們應(yīng)該如何面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問題。

　　引言

　　偉大的時代是具有歷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時代，人們才會只顧眼前的事務(wù)，像豬狗一樣，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從來不曾想把目光從食槽旁邊移開，投向柵欄之外那延綿無盡的森林和原野。

　　如果沒有歷史，我們在現(xiàn)實中將找不到判斷事物的標準，以及通往未來的座標。我們無法走動，更不會想到飛翔。如果沒有歷史，我們將意識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識不到自身的局限。是歷史照亮了我們，驅(qū)趕著、鼓舞著我們。如果沒有歷史，我們的全部生活將失去意義。歷史以其固有的“相對論”原理，通過現(xiàn)存，從另一維度連接人類的未來。

　　然而，歷史的輪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時候，它顯得異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樓；
有時候很曲折，天梯石棧，云翳重重；
有時候則為大手所傾覆，全然不見形跡，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龐貝城。許許多多的人物、事件、關(guān)鍵性的時刻、彼此錯綜的關(guān)系，都期待著我們?nèi)ヌ綄�。當歷史事實變得相當彰顯的時候，我們竟發(fā)現(xiàn)它仍然無法識辨。尤其難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見隱晦。

　　然而，歷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著兩大元素：現(xiàn)象和精神。現(xiàn)象是外在的、孤離的、純粹屬于過去的；
精神則居于事件的深處，具有歷史的主體性、根本性、呈彌漫流動的狀態(tài)，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夠賦于諸多現(xiàn)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復(fù)活，帶上各自的形象和意義，走出封閉的時間。

　　歷史是精神的歷史，是精神對于人類集團記憶的再發(fā)現(xiàn)。由于精神的介入，歷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質(zhì)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們回顧時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價值。[1]

　　然后歷史卻是沉重的，只有我們拿出該有的勇氣和智慧去站面對它的時候，它也會敞開心扉，擁抱我們。向我們顯露出真正的面目，讓我們飽嘗甘甜與芬芳，并讓我們清載而歸。歷史也是嚴肅的，我們必須用虔誠的態(tài)度去解讀它，才會發(fā)現(xiàn)歷史的真正奧秘。歷史不容戲說，如果誰敢戲弄歷史，歷史將以其特有的滑稽面目來面對，讓你越發(fā)地迷失自我，最終走向身敗名裂。

　　所以，學(xué)習(xí)歷史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必須要做的一大件，而且這種學(xué)習(xí)不能只局限于中學(xué)時代為應(yīng)付考試而學(xué)的那些內(nèi)容，我們一定要拿出時間、拿出精力，以對自己負責的態(tài)度去認真學(xué)習(xí)。只有這樣，我們才會變得更加聰明。

　　歷史是什么

　　對于“歷史”一詞的定義，筆者比較傾向于這樣一種觀點：歷史包含二層意思，分別是人類社會過去發(fā)生過的事件，以及對過去事件的記載。

　　對于歷史的第一層含義，大家的認識應(yīng)該是比較一致，勿用贅言。

　　但對于歷史是對過去事件的記載，人們的認識就不那么一致了，有的人甚至將《三國演義》、《說唐》、《水滸》等以某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背景為題材而寫的小說也當作歷史書了。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誤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編纂歷史典籍時必須遵循的統(tǒng)一規(guī)范，無論是按記傳體的寫法，還是按編年體來寫，任何人都可以按個人對事件的不同理解來“編寫”史書。既然個人的觀點都可以寫進歷史，那當朝統(tǒng)治者的觀點更是要當仁不讓地來占領(lǐng)這一片思想陣地。這樣，才有了顧準先生筆下的“史官文化”一說[2]。

　　以《史記》為例，它以人物為主線記述歷史，再加上它融入了太多作者的觀點，使得《史記》和小說之間沒有了嚴格的界限。也正因為如此，魯訊先生才說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修昔底德[1]把當時希臘哲學(xué)(主要是“詭辯派”哲學(xué))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應(yīng)用到了歷史研究之中，強調(diào)歷史研究必須堅持求實的原則、研究者必須堅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態(tài)度，為后世的歷史學(xué)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主張歷史學(xué)不應(yīng)該取悅流俗，而應(yīng)該以敘述歷史的真實為最高目標。他認為：要使自己的敘述與歷史事實相符，要使一部歷史著作成為不朽的傳世之作，歷史學(xué)家首先必須完全拋棄歷史著作之中的神話和傳說的因素，這是關(guān)鍵所在。他以《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書奠定了西方史學(xué)中政治敘事史傳統(tǒng)的基礎(chǔ)和基本模式，對此后西方史學(xué)二千多年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有效地發(fā)揮“垂訓(xùn)”作用，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整個敘述過程中十分注意克制個人的情感，盡量做到“客觀”和“公正”。書中處處充滿了冷靜、理智的精神，處處以平實、白描的筆法描述人事的過程及其前因后果，盡量避免做過多的個人評價和文辭性渲染。在敘述敵我雙方對同一件事情的解釋時，他往往能夠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給雙方，既不曲筆諱言，也不隨波逐流；
無論是敵方對雅典的種種指責，還是雅典對敵方的指控，他都照錄不誤。

　　修昔底德不僅在敘述史事時比較成功地克服了個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無情”，而且在評價史事時也能夠遵守“客觀”原則，按照一般的社會道德標準來判斷人事的是非善惡。無論是雅典人還是外邦人，無論是雅典的朋友還是雅典的敵人，無論是對雅典有利還是對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評判過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較公平的。

正是因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敘述了史實，又以一般原則為標準進行了評判，因而使得他的著作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幾乎沒有人對他的記載表示過疑義。

　　通過以上中外兩種不同的著史思想的對比，結(jié)論不言自明。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這種特有編寫手法，也極大地增加了后世讀者研究歷史的難度。

　　學(xué)習(xí)歷史的方法

　　由于中國歷史特有的“歷史+小說”的寫法，自古以來，就有兩種錯誤的讀史方法。一種是把歷史當小說讀，通過研究歷史書，來研究書中人物的個性及人物的喜怒哀樂，并將其當作歷史學(xué)問來研究。另一種是把小說當歷史書來讀，通過研究小說中的人物并將期與歷史上的某些人進行對號入座，也把這樣的活計當歷史學(xué)問來做。筆者認為，這兩種人都屬于嚴重的“找不著北”。他們其實并不了解歷史，更不知道如何去學(xué)習(xí)歷史，所以才會犯這種低級的錯誤。但是由于他們在公眾面前比一般人有更多的話語權(quán)，特別是他們還可以通過央視這樣的現(xiàn)代超級媒體去兜售他們的謬論，很多人就被搞懵了，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他們的觀點了。其實這種比誰嗓門大的做法和“把謊言說三遍就能把它搞成真理”的手段是一樣的，看似高明，實則經(jīng)不起推敲的。

　　修昔底德認為，敘述歷史，就是要尋找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在他看來，一切歷史事件之間都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它們之所在會在某時某地發(fā)生，都有遠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
歷史學(xué)家應(yīng)該對他們進行區(qū)別分析，從而對紛紜復(fù)雜的歷史現(xiàn)象做出合理的解決。這不僅是對歷史學(xué)家的要求，更是對讀者的要求。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找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什么是真實的歷史

　　真實的歷史是指排除了編纂者個人觀點之后剩下的那些沒有任何主觀色彩的客觀事實。

　　下面我們把王莽和辜鴻銘的情況先做一個大概的介紹。

　　王莽何許人也。王莽出身于漢朝一個低級的普通官員家庭，王家本來和劉姓漢室扯不上半點關(guān)系。對于他個人的情況，《漢書·王莽傳》是這樣記載的：

　　莽父曼蚤死，不候。莽群兄弟將軍五候子，乘時侈磨，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jié)為恭儉，受《禮經(jīng)》，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xué)，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yǎng)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nèi)事諸父，曲有禮意。

　　雖然漢書是帶著強烈的、和王教授一樣的、對大漢王朝無比忠誠、對王莽充滿偏見的觀點來記錄王莽的身世的。即便如此，對于王莽的人品及才能，我們還是可以窺見一斑。用現(xiàn)代的話來說，給王莽評一個首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一點都不為過。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王莽并不知道自己將來可能因裙帶關(guān)系而當上宰衡乃至皇帝，所以后世許多大漢王朝的遺老遺少們稱王莽為“陰謀家”，他這樣做完全是為全面篡位及籠絡(luò)人心做準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后來他的姑母因母以子貴的緣故當了皇后，所以王莽的父親被封了王。再后來，由于漢朝的皇位繼承人出現(xiàn)了危機以及王太后臨朝聽政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王逐漸當上了宰衡，后來又自立為真皇帝，改國號為新。新朝歷時15年，從公元9年到23年。

　　王莽當上皇帝后，并沒有向其它人那樣，把劉家的人斬盡殺絕。被王莽廢黜的皇帝沒有被殺，過上了隱居的生活，后來娶了王莽的孫女為妻。漢朝的許多貴族也沒有被殺，只是被貶為平民。沒有相當?shù)男貞�，這一點是根本沒法做到的。后世能做到這一點的，在筆者的印象中，幾乎沒有。

　　自西漢以來，內(nèi)部的權(quán)利斗爭及向外的擴充疆土這兩件事，造成了絕大的社會問題，即人民的生計日益窮困是也。中下層社會，都陷入了極端困難之境，于是帝國危機已成。危機嚴重的時候，政府不起而解決，貧民便起而暴動。新莽時代，正是危機極嚴重之時。王莽自代漢自立，便想沒法解決當時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莽以貴族的外戚，而能顧及貧民的生計，這與他的成長經(jīng)歷有重要的關(guān)系。因為他是貴族的外戚，故能結(jié)交權(quán)貴；
因為他處境特貧，故亦知民間疾苦。他憑著這等閱歷經(jīng)驗，要來解決危機；
故其所施行，在當時實是嶄新的而有革命意味的政策。[3]

　　他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均田限奴。當時田地歸地主所占，因兼并買賣之故，貧富日益不均，奴婢亦得自由買賣。莽乃下令，更名天下之田為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每家男子不滿八人，而田超過一井者，須分其余與九族或鄰里鄉(xiāng)黨。（二）強迫生產(chǎn)。土地集中，貧富懸絕。救濟之法，在消極方面，只有均田，使大家有田可耕。在積極方面，仍須有力之人，努力生產(chǎn)。莽于是“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
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
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
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三）平均物價。均田限奴，強迫生產(chǎn)，系就農(nóng)民方面著眼，而改善農(nóng)民生計。此外平均物價，征收商稅，則是以防止商人的兼并為手段，而救濟農(nóng)民。王莽平均物價之法，系于重要市場，均置“五均”之官，專司平定物價之責。物價一經(jīng)決定之后，商人出賣貨物，其取價如果超過官司定之價，則政府可調(diào)查真相，依實價強迫收來，再依來定之價賣出。商人取價，如未達到官司定之價，則任自由買賣。（四）征稅。王莽所設(shè)新稅，包括及廣。凡礦產(chǎn)、水產(chǎn)、畜產(chǎn)、絲制物品，乃至一切如現(xiàn)在所見的營業(yè)牌照，一律征稅。凡操各種業(yè)務(wù)之人，無論是開設(shè)商店，或以物送到人家零售，皆當?shù)焦俑�登記。官司府于營業(yè)者之純利中，取十分之一，名之曰貢。（五）貨款于民。凡人民有急事，或欲產(chǎn)業(yè)而無錢者，政府可以貸款。此種貸款的來源，即是以工商所貢的一分純利聚積而成，并非另籌款貸給人民。

　　在公元十年前后，王莽就能提出如此之改革政策，實屬罕見，也會令每一個不抱成見的人心悅誠服的。我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1700多年后的亞當·斯密如果知道了這一切的話，他也會發(fā)出由衷地贊嘆。

　　辜鴻銘又是誰。辜鴻銘（1857-1928），字湯生。他的一生可以概括為：生在南洋，學(xué) 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他生在馬來西亞，有二分之一的中國血統(tǒng)。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xué)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羅曼·羅蘭、英國的毛姆、瑞典的勃蘭兌斯、印度的泰戈爾、甘地等都與他有來往，他在20世紀的西方有非常大的影響。他的代表作是《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或《原華》。很多人對他的了解都是從他的“茶壺論[2]”開始的。

　　當年蔡元培先生主理北京大學(xué)期間，曾邀請辜氏到北大主講英文詩課程。一次，辜鴻銘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xué)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碑敃r北大特設(shè)教員休息室，來早了或課講得累了，辜鴻銘也會到教員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請來的外國學(xué)者，無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見面，執(zhí)禮甚恭。但他卻毫不客氣，見到英國人，用英語罵英國人；
見到德國人，用德語罵德國人；
見到法國人，用法語罵法國人，挨罵的個個心服口服。由此可見，辜氏確實有才。

　　可惜的是，辜氏的思相極端保守，這個看似不是什么重要毛病的毛病卻成為了辜氏學(xué)術(shù)思想一道致命的硬傷，使其終究未能跳出封建專制思想衛(wèi)道士的宿命。

　　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的思想軌跡。他在《中國的皇太后——一個公正的評價》[4]一文中是這樣描寫慈禧的：

　　剛剛?cè)ナ赖闹袊�皇太后，是為世人所公認的偉大女性，她具有一切偉人所共有的品質(zhì)——純樸�！�…因此，如果說世界上非有一個既具有高尚的靈魂，又不失赤子之心的偉大女性，那么她就非中國剛剛故去的皇太后莫屬了。

　　對于一個不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很有可能因此而認為慈禧是一個母儀天下，像圣母瑪麗亞一樣偉大的人物�？墒�，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識，慈禧可是最不省油的燈。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走進真實的歷史

　　真實的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它不因編纂者的個人觀點而發(fā)生改變。但是，由于歷史必須要通過編纂者手中的筆，才能通過史書這一載體流傳下來。在這一過程中編纂者或者統(tǒng)治者的觀點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歷史的真實性。真實的歷史就像一件精美絕倫的文物，歷經(jīng)歲月的滄桑使其早已沒有了往日的光華。有的甚至被厚重的泥土所掩埋，使我們無從尋覓。怎樣才能讓真實的歷史撥云見日，讓它重現(xiàn)昔日的光華？作為讀者我們應(yīng)該以什么樣的觀點對審視歷史，才能從歷史中汲取到有益的養(yǎng)分，這不僅是方法論的問題，更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受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及宗教思想的影響，中國的歷史及中國人自己一直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視人為草芥、動物和工具，是可有可無的。而人本主義的傳統(tǒng)卻把人看作單個自由的人。上帝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作為造物主的拯救對象而與自然對舉。在封閉的農(nóng)業(yè)宗法制度下，單個人的生活軌跡被預(yù)先規(guī)定好了，在傳統(tǒng)中國里人類只是陽光照耀下無人知道的小草。在人本主義的觀念中，人是希望的存在，是充滿未來的存在，不受過去的傳統(tǒng)束縛。人享有免除自然現(xiàn)行的轄制的治外法權(quán)，即不受自然必然性的束縛�？傊�，一句話，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很多歷史的迷團就已變得豁然開朗了[9]。

　　我們再回頭來看王莽。王教授義正言辭地說，王莽不僅外戚專權(quán)，還篡位謀國，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當王教授擲地有聲說這番話的時候，我一直在想王教授會不會在說完之后立即匍匐倒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以此來表明他對大漢王朝的無比忠心�？赏踅淌诰尤粵]有這樣，使我覺得有他的表演有點不太完美。雖然王教授因為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quán)而表現(xiàn)得是那么的自信，并且代表了幾千年來大多數(shù)正統(tǒng)“史學(xué)家”的觀點，但筆者對其觀點還是不敢茍同。原因如下：

　　第一，王教授說王莽謀取了劉家江山，所以是二臣。以此觀點來看，中國歷史上夏、商、周、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遼、夏、金、元、明、清這些朝代的開國皇帝又有哪一個不是亂臣賊子，竊國大盜呢。唐朝的李淵父子、宋朝的趙匡胤也同樣是身為臣子，奪主江山的，所有這些又人該當如何論斷呢？劉邦、朱元璋這些奴才搶了皇帝位子的，更是該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按照“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傳統(tǒng)，這些亂臣賊子的后代也全不是什么好東西。事實也是如此，在每一個王朝內(nèi)部又有幾個皇帝的皇位不是是通過弒父殺兄奪來的。由此看來，王教授在《百家講壇》上講的內(nèi)容大都是些言不由衷的話，滿口的仁義，肚子里的東西可就沒那么光彩了。

　　第二，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沒能跳出“以暴易暴”的思維怪圈。任何一個王朝的更迭，都要以無數(shù)的生命，以及社會生產(chǎn)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為代價。從夏王朝到清王朝的建立，無不如此。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時候，還要遭受戰(zhàn)火的蹂躪，其苦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以漢王朝建立前的楚漢之爭為例，“長平一戰(zhàn)，眼睜睜九十余萬將士陣亡；
彭城半天，血淋淋十萬聯(lián)軍喪命；
項羽一夜，活生生坑殺二十萬降卒；
垓下決戰(zhàn)，痛煞煞拼死十余萬生靈”[5]，在當時人口并不太多的情況下，這樣的死傷數(shù)據(jù)是非常驚人的[3]。孫子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難道王教授覺得王莽只有振臂一呼，像洪秀全一樣的，殺遍半壁江山，死傷無數(shù)之后才能做皇帝嗎？因為在王教授的眼里，死點人是算不得什么的，尤其是戰(zhàn)爭中死的人都不是王公貴族，無所謂的。對于這個問題，也許再給王教授60年的時間他也沒有法理解這一點。另一方面，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規(guī)律來看，大凡這種時候，王莽不出來爭當這個皇帝，也會人其它人會出來爭這個位子。從個人主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應(yīng)該很慶幸是王莽而不是洪秀全更不是張獻忠來當了這個皇帝。

　　第三，縱觀歷史，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的歷史是，通過暴力推翻一個舊的王朝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之后新的王朝又重蹈舊王朝的老路被推翻，周而復(fù)始，許多人對此可謂樂此不疲。一個新的王朝取代一個沒落的王朝，每一次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這些代價換來的新王朝是否真的有進步意義，其帶來的進步是否大于建立它的代價，都是未知數(shù)。即便是這樣，暴力仍然大家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標。因為代價雖大，搞不好要誅九族。但由于回報更高，所以無數(shù)歷史賭徒還是會試著去博一博，說不定就能當上皇帝。相反，在一個王朝的內(nèi)部，通過改良的方式來促進社會的進步這種手段卻很少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只有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商鞅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改革，以及清朝的戊戌變法。和革命的次數(shù)相比，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實在是少得可憐。在這些變法中，清朝的戊戌變法屬于特例，在此不做過多分析。僅從其它幾次變法的情況來看，沒有哪次的力度及深度能與王莽的新政相提并論。如果說幾次改革都是從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出發(fā)的話，那王莽的新政更多的是從普通百姓的角度出發(fā)的，很有些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意義，這是它與其它最大的不同，也是它的偉大之處。如果這次改革能夠成功的話，對后世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在公元10年前后就能有這樣的思想和迫力的人，應(yīng)當受到我們的敬仰。

　　我們不妨來看看其它人對王莽的評價。胡適提出了一種贊賞他的意見，稱王莽是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tǒng)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xiàn)[6]�？巳R德·薩金特認為，前漢氣數(shù)已盡，中國需要一個王莽。但是由于魯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結(jié)果使他毀滅[7]�？磥聿⒉皇撬�有人對王莽都是全盤否定。

　　第四，按照常人的思維，當上皇帝當務(wù)之急是鞏固統(tǒng)治，其中最核心的當屬收買人心。而王莽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善于玩弄權(quán)術(shù)的人，和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相比，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所推行的改革，都是沖著地主階級去的，這些人肯定要造他的反，這是導(dǎo)致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所以周谷城這樣評價說[8]：

　　莽的新政，大抵完全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原因非常簡單，即豪民富賈，勾結(jié)縣令；
對于新政，陽奉陰違。其甚者且乘機獲利，假新政之外，行自肥之實。這事很尋常。凡欲解決危機，而政權(quán)不在貧民之手，其結(jié)果必然是這樣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王莽遠算不上“陰謀家”，到是那些以學(xué)術(shù)之名，行封建復(fù)辟之實的人才是真正的“陰謀家”，不管他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

　　再來看辜鴻銘。辜鴻銘和王莽不一樣，王莽是做了好事，不為大家所理解。而辜鴻銘也沒做什么好事，但非常善于利用自身的影響蒙蔽別人。還好他兜售的那些東西在國內(nèi)沒有市場，不過是噓弄一下老外而已。為什么他能噓弄老外，原因有二，一則他嗓門大，想聽不想聽的都得聽；
二則老外對他所說的也沒有辨別能力，所以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他的觀點。從根本上說，辜氏的價值觀的核心是反人性的。

　　偽科學(xué)無處不在，我們只有提高我們自身的鑒別真?zhèn)蔚哪芰�，才能有效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知識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寶藏。

　　參考文獻

　　[1] 林賢治。五四之魂。

　　[2] 顧準�；�督教、希臘思想和中國的史官文化。

　　[3] 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

　　[5] 編劇李莉，導(dǎo)演石玉昆，主演陳少云，安平。成敗蕭何。上海京劇院。

　　[6] 胡適。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王莽�；始襾喼迣W(xué)會華北分會會刊，1928。

　　[7] 薩金特。王莽。

　　[8] 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安希孟�，F(xiàn)代基督教哲學(xué)與神學(xué)中的"希望"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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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修昔底德(公元前約470－400)是古希臘杰出的歷史學(xué)家，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期間，他曾一度任雅典將軍。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是古希臘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海上強國雅典之間的爭霸戰(zhàn)爭。修昔底德以他親身的經(jīng)歷和訪查，詳細記述了這次延續(xù)二十七年之久的戰(zhàn)爭。

　　[2]茶壺論的基本意思是，因為他強調(diào)男人要納妾，女人要纏足，所以有人問他既然男人可以納妾，女人為什么不可以同時嫁給幾個男人？辜老夫子的回答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多個茶杯，但有誰見過一個茶杯配多個茶壺的？

　　[3] 據(jù)公元2年漢朝的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當時的總?cè)丝诩s57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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