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生存生態(tài)惡化與底層淪陷

　　在山西黑窯奴工事件中，衡庭漢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人物。因為在這個人物的身上也許隱含著一個群體或階層生存狀態(tài)的復雜信息和密碼。

　　衡庭漢，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縣盛灣鎮(zhèn)衡營村村民。衡山溝里長大成人，念過三年小學，因家庭經(jīng)濟困難輟學，之后放過牛，割過草。

　　盡管現(xiàn)在關(guān)于衡庭漢的信息還非常有限。但從有限的信息中我們還是可以確定如下幾點。第一，衡庭漢是磚窯的承包者，也是實際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漢也是一個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過是一個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漢是黑磚窯中種種罪惡的實際制造者。是他先后從西安、鄭州火車站誘騙或強迫32名農(nóng)民工到磚窯做工，是他雇傭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農(nóng)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對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磚窯的一部分。窯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說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漢的騙。人們不可能天真地相信這句話，但在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漢與黑磚窯中種種罪惡的直接關(guān)系。

　　衡庭漢這個人物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盲井》中唐朝陽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礦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陽表面上也是和別人一樣挖煤賺錢，但實際上是誆騙同行下煤窯，并在黑暗的礦井中下手將起殺害，然后偽造冒頂事故，再以死者親屬身份向礦主騙取撫恤金或賠償。唐和宋也是來自底層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艱難面前，他們選擇了用謀財害命來謀生活的出路，而他們謀財害命的對象，也是與他們一樣生活艱難的弱勢者。最后只是由于他們在殺人上的分歧，使得他們自己也命喪煤窯，完成了文學故事中的因果報應。

　　在衡庭漢與唐朝陽和宋金明的身上，有著許多一致或相似之處：他們都來自于社會的底層，都屬于勉強養(yǎng)家糊口的群體，或者說其實都是社會中的弱勢者；
魯迅先生說，“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
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漢、唐朝陽和宋金明也都是將殘害的對象指向同樣的弱勢者；
他們對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殘忍，已經(jīng)超越了人倫道德的底線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磚窯的奴工事件，實際上是一個窮人欺凌窮人，弱者殘害弱者的事件，而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發(fā)生，是以下層生存生態(tài)的惡化為背景的。

　　如此說來，我們實際上在不得不痛苦地面對一個問題，這就是生存生態(tài)惡化背景下底層的淪陷，或說是底層的墮落。當然，這種墮落不會是底層中人人都如此，但淪陷卻絕非是個人的事情。

　　近些年來，底層的淪陷，甚至道德的淪陷開始成為一個人們關(guān)注的話題。而這種現(xiàn)象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中。

　　律師周立太曾因?qū)ｉT為農(nóng)民工打官司而聞名全國，他不僅為此受到威脅和不公正對待，自己有時還要為這些農(nóng)民工提供食宿。據(jù)說從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他共接辦各類勞工糾紛案4000余件，其中工傷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共有161個當事人案結(jié)后拒絕支付代理費，集體訴訟案中有238人贏了官司不付代理費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師費已累計達500多萬元。當周律師在法庭上為他們“生死搏斗”的時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對手”進行“交易”。從這個意義上說，周立太被他幫助的對象出賣和背叛了。

　　去年，趙本山主演了電影《落葉歸根》。影片演繹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衡陽農(nóng)民李紹為將客死外地的同鄉(xiāng)兼表親左家兵尸體背往家鄉(xiāng)。李紹為說，他只所以背尸回來就是因為家鄉(xiāng)的風俗，活要見人死要見尸。而且當初是他把老左領(lǐng)出來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為這個他便開始了這類似傳奇的扛尸之旅。可回來后，他卻遭受到大家的不滿，不解，猜疑。死者的兒子認為將尸體背離了事發(fā)地，令其無法追查其父死因，無法追究責任。甚至有人懷疑，李紹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錢，才把左家兵的尸體帶走的。兩家因此不再來往。對此，李自稱“做了一輩子都沒做過的傻事”，一個原本樂觀的人也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件事情發(fā)生后，有人寫了一篇評論，題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終將傷害自己》。這種互不信任其實就是底層淪陷的表現(xiàn)之一。

　　類似的現(xiàn)象遠不是個別的，更不是極端的。我們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故事：肇事的車輛將老人撞傷后逃逸，好心人將傷者送到醫(yī)院，結(jié)果卻被受傷者誣為肇事者。諸如此類的現(xiàn)象，我們經(jīng)常見到或聽到。對于這樣的現(xiàn)象進行道德上的譴責，是容易的。但現(xiàn)實中的邏輯比譴責要復雜的多。近年來經(jīng)常聽到這樣一句老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樣的話，在感情上很難讓人接受，但只要正視現(xiàn)實，又不能不承認這話有幾分道理。一個人生存的處境令人可憐，這已經(jīng)是一種可悲的事情；
處境可憐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讓人覺得可恨，實則是一種更深的悲哀。

　　但問題的實質(zhì)，不是窮人的身上有沒有道德的缺陷，而是這種道德的缺陷來自哪里。事實上，底層的淪陷是整個社會淪陷的一部分，不過底層的淪陷要比整個社會淪陷的速度更快，淪陷的程度更深。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御這個淪陷的過程。以恩將仇報的車禍受傷者為例，他面對的也許是這樣一種情境：如果他承認救人者是無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這時他將自己承擔自己根本承擔不起或承擔起來很艱難的醫(yī)療費用；
如果他恩將仇報，意味著可以將這筆他承擔不起的醫(yī)療費轉(zhuǎn)嫁到一個無辜的但卻在經(jīng)濟上可能比他強很多的人的頭上。這時他的選擇，也許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樣涇渭分明。但不管怎樣，這樣的事實給人們的教訓是，在做好事的時候千萬要小心，于是人們會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弱者的未來也就可能處于更無助的狀態(tài)。

　　底層的淪陷也表現(xiàn)在由于資源的匱乏而導致的惡性競爭或傾軋上。有人目睹這樣的一幕：小店前，兩個撿破爛的人在搶奪里面扔出來的一些一次性紙碗。一個年紀大約有60多歲或者70歲的樣子，頭發(fā)胡子都白了；
另一個雖年輕一點，但也有50歲了，明顯瘦弱一些。那個年長的拾荒者用腳踩住了瘦弱拾荒者去搶紙碗的手，而瘦弱拾荒者掙脫后將紙碗扔到了年長拾荒者頭上。那碗里還有剩下的酸辣湯，順著長者的頭流了下來。兩個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勸解道，“大家都是窮苦人，都不容易，有話好好說，不要打架！”瘦弱者說“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現(xiàn)在還沒吃口飯呢，那些紙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卻要占了去，不講理啊。”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被廢棄的紙碗就可以導致惡斗。在資源比較豐富的群體那里，這樣的行為可以讓人們不屑，但對于這兩個拾廢品者而言，幾個廢棄的紙碗的意義，可能并不亞于幾百萬利潤對于商人的意義。

　　匱乏的資源，狹仄的生存空間，會從根本上扭曲人們的價值與是非觀。幾年前曾有媒體報道，蘭州限量發(fā)售公交IC卡，結(jié)果出現(xiàn)萬人熬夜排隊瘋狂爭搶的局面。報道寫到，老人被混亂的人群擠倒在地，小孩被擠得被迫與家人分散，現(xiàn)場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為了一點便宜這個城市的居民尊嚴盡失。是非，倫理，價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嚴作為支撐的。但在匱乏的資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間中，尊嚴得不到維護的時候，淪陷甚至墮落的過程也就悄悄開始了，因為沒有了尊嚴，也就意味著墮落沒有了代價。

　　在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底層的淪陷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這個問題首先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結(jié)構(gòu)的問題。在舉國上下致力于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今天，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保護和改善下層的生存生態(tài)，避免底層的淪陷，是構(gòu)建和諧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公共政策的取向。在一個分層的社會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對這個問題刻意回避是沒有意義的。關(guān)鍵的問題是，我們的公共政策不能滿足于將下層“不出事”作為目標，而是要改善下層生存的生態(tài)，使得那里能夠成為一個可能比較困苦，但仍然是有生存機會，有向上流動希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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