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適與魯迅，陽光與閃電

　　如果回顧一下我個人的閱讀經(jīng)歷，對我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無疑是這樣兩個人：胡適與魯迅。先胡后魯，我這樣排列，顯然是一種價值選擇。如果按照閱讀的時間順序，卻是先魯后胡。這不奇怪，作為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從70年代開始閱讀，那個時代我能讀到的書，馬列毛之外，只能是魯迅。很清楚地記得，在蘇北鄉(xiāng)下剛進農(nóng)中讀初一時，午后走進老師的辦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書，精裝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魯迅著作。拿起書，撫著發(fā)黃的書頁，如同在撫學問本身。至于胡適，對不起，盡管最初接觸也是在70年代，但記不清第一次印象了。其實是沒印象，因為那時根本看不到胡適的書。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個時代編印的讀報手冊之類。這兩個人，以兩種相反的形象進入我白紙般的大腦：一個是硬骨頭和民族魂，一個是幫閑和幫兇，乃至戰(zhàn)犯。顯然，這是那個時代給我灌輸?shù)挠∠螅�先入為主且牢固，想擦掉都難。

　　然而，讀魯雖早卻并不系統(tǒng)，斷斷續(xù)續(xù)，憑興致而已；
而且長期以來是在年輕時就形成的那個印象中去讀，未曾更變。讀胡很晚，晚至世紀之交，甚至轉(zhuǎn)過世紀。并非長期刻意不讀，而是80年代就碰到過，但覺得文章不甚好看。比如那個《文學改良芻議》，讀胡時通常總要先讀它，讀它很可能就再沒興致讀其他了，至少我是這樣的。但，90年代以來，由于對自由主義的認同和自己在那段時間所做的知識分子研究，個人的知識框架和思想框架都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我是在這種變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適的，一旦上手，就比較系統(tǒng)地讀了進去。與此同時，又系統(tǒng)地開讀魯迅，并自覺將兩者作比較，主要是思想比較(因為這兩人正好是知識分子的兩個不同個案)。正是在這對讀和比較的過程中，年輕時被灌輸?shù)挠∠蠡�解了，并形成屬于自己從閱讀中得來的印象，很體己。

　　胡適和魯迅是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知識分子。他們兩人思想脈系不同，文化資源有異，價值取向也大相徑庭。他們對 20世紀的中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也分別帶來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紀的中國，依然沒有走出胡魯時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當年胡魯?shù)膯栴}，也是今天的問題，當年胡魯?shù)倪x擇，依然是今天選擇的參照。于是就很想寫一本書，要在呈現(xiàn)胡魯之間的思想差異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們兩人的有關事件)，從而在胡魯諸種不同的比較中，望能有鑒于21世紀的文化重構。于是，讀書寫書，圍繞胡魯，便成了這個世紀前五年我個人生活中的一項內(nèi)容。寫作的過程就是熟悉胡魯?shù)倪^程。猶記那個炎熱的夏日，左抱魯、右擁胡，兩人的書同時擺開，交替看、遞次讀，斜倚在長沙發(fā)上，頭上還有嗡嗡的空調(diào)，很愜意。讀著讀著，就忘了寫。

　　我姑且把我寫的書起名為《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這個題目是模仿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顯然，如果在中國，類似這樣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又足以代表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不是胡魯還能有誰。在法國，薩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紀的中國，魯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適靠右。當然，這種說法只是在胡魯比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為胡適和他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在那個時代其實是中道，它同時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擠兌，一是左翼激進主義，一是右翼保守主義。

　　不過，說胡魯是知識分子，還需要稍作解釋。上個世紀90年代，我因做知識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個人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我看來，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有兩層意思：一，它是吃知識飯亦即是以知識謀生的，但在謀生之外對社會事務又有公共關懷；
二，它的公共關懷使它成為一個權力的批判者，即以批判體制為務且不與其合作。以此為衡，胡魯正好是一個顛倒。魯迅在教育部長期任職時(僉事／科長)，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他離開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適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權論戰(zhàn)”時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但后來一為駐美大使、二為北大校長、三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便使他無以再是知識分子了。其實，在胡魯比較中，是不是知識分子無所謂；
因為知識分子僅是一種身份，并非道德符號，更不是什么榮稱。

　　猶記某日，朋友上門，手上拿著一本剛買的《陽光與閃電》。這是一位美國學者比較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書。很慚愧這本書我至今沒看，但當時從朋友手上拿過來的一剎那，眼睛一亮，這不正是可以用來形容胡魯?shù)囊粚Ρ扔鲉�。陽光與閃電是面對黑暗的兩種方式，在比較的意義上，溫和的胡適不妨是陽光(且看他那慣見的春陽般的笑容)，犀利的魯迅當然更合適是閃電(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風)。閃電以它的銳利，可以刺穿黑暗，讓黑暗現(xiàn)出原形。但，閃電并不能驅(qū)散黑暗，且復歸于黑暗，同時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剛才的照亮。當閃電消歇之后，戰(zhàn)勝黑暗的是陽光。和閃電相比，陽光不迅即，卻持久；
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將黑暗連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線上的黎明，陽光與黑暗交鋒，黑暗是在陽光面前一步步退卻，消解于無形。

　　以上的比喻，其實包含了我對胡魯?shù)目捶�，面對黑暗，魯迅的方式是詛咒。胡適不同，他不是詛咒，而是點燃一根蠟燭去照亮。正是這一根蠟燭，微弱而持久，最后引來了漫天陽光，而它本身卻熄滅于陽光之前�？梢钥吹降氖�，胡適和魯迅都沒有見到他們的身后，但，走出二十世紀的 “黑暗的時代”，誰是最終的勝利者？

　　胡魯也好，陽光與閃電也罷，斯人已逝，流水不復。讀胡魯時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魯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以至他們可以成為兩種不同的價值符號。然而，在那個擾攘不安的歲月中，兩種符號，兩條道路，懵懂的我們作出了什么樣的選擇呢。歷史是會走錯房間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歷史選擇我們，而是我們選擇了它。那么，我們今天從當年我們選擇的那個房間里走出來了嗎？翻閱手中的胡魯，我不敢叩問別人，只能叩問自己，并且是在挨罵聲中獨叩……

　　邵建，1956年生于江蘇南京，現(xiàn)任南京曉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與現(xiàn)代性批判》、《知識分子寫作：世紀末的“新狀態(tà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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