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他以悶雷般的吼叫告別世界——懷念梁宗岱先生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一
記得一九八三年年底某一天——當時我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英語系碩士班進修并緊張準備報讀博士學位，我太太從廣州帶來一個噩耗：梁宗岱先生去世了。
梁先生是是年十一月六日辭世，患的是腦動脈硬化兼敗血癥。去世前一段時間，他已經(jīng)身體癱瘓，神志不清。讓我極其震撼的是，梁先生彌留中一兩天，變得異常豪邁粗獷，不作呻吟，而是發(fā)出一陣陣悶雷般的吼叫，在整座樓房中激起巨大回響，驚天動地。
是否此時神志不清的梁先生，靈魂深處可能還在痛苦地掙扎著，想要訴說此生要說而未說的話，或者是發(fā)泄某種感觸，某種悲憤？……
二
也許他又在與什么人爭辯了？也許是與年輕時的畏友朱光潛先生？游學歐洲的時候——那是多么意氣風發(fā)、躊躇滿志的歲月啊——青春年少血氣方剛的他們，差不多沒有一次見面不吵架。后來他們回國任教在北京同寓，在一塊住過相當長時間，吵架的機會更多了：為字句，為文體，為象征主義，為“直覺即表現(xiàn)”……有一次梁宗岱外出，見到朱先生發(fā)表的文章，還是頓感“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樣留下的辯論文章，現(xiàn)在清楚知道的，就有創(chuàng)作于日本葉山的〈論崇高〉等。他們兩人的意見好像永遠是分歧的。
或許梁先生此時不但動口而且又動手？又一次和羅念生先生打了起來？羅教授是著名的古希臘研究學者，一九三五年他和梁先生在北京第二次見面時就發(fā)生了這么一樁事：兩人為新詩的節(jié)奏問題進行一場辯論，因各不相讓最后竟打了起來�！八盐野丛诘厣希矣址^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這是羅先生的一面之詞，也許梁先生另有記憶？
或許梁宗岱先生彌留中還為他一生的遺憾憤憤不平？
梁先生可謂是浪漫派的學者、才子和詩人。他自小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又得父親刻意栽培,逐養(yǎng)成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開闊自由的情懷。十五、六歲，一個中學生的他，即以清新的詩作在廣東文壇上嶄露頭角,爾后更被譽為“南國詩人”。
一九二一年，鄭振鐸、茅盾等人發(fā)起并成立文學研究會時，十八歲的梁宗岱分別接到這兩位文壇權威的來信邀請加入，成為這個當時全國影響最大的文學社團在廣州的第一個會員。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他先后在日內瓦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及意大利斐冷翠大學、羅馬大學攻讀文學，學習法、德、意語。一九三一年梁宗岱回國，是年僅二十八歲，就擔任起北京大學法文系主任兼教授。
梁先生七年深造，精通幾國文字，積累了豐富的學識，但卻像陳寅恪一樣，不修學位，只求與異國文藝界交朋友，與文學大師的心靈直接溝通。而他作為巴黎文化沙龍的座上嘉賓，雖然年紀輕輕，其詩人氣質和文學才華竟也讓一向崇尚高貴和浪漫的法國文化人為之傾倒。他們中有世界文壇中如雷貫耳的頂尖級人物。例如世界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法國后期象征派大師保羅·瓦雷里，以及后來（一九四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德烈·紀德等人。一九二九年寒假，梁先生把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園田居〉、〈飲酒〉、〈詠貧士〉等十多篇代表作譯成法文寄給羅曼·羅蘭，很快便得到充滿贊賞的復信。后來，他譯成的法文本《陶潛詩選》又由保羅·瓦雷里親自序言，并給予高度評價。
梁先生后來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影響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親炙他們後判若兩人的，卻是兩個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幾乎等於兩極的作家：一個是保爾·瓦雷裏，一個是羅曼·羅蘭�！毕壬跉W洲游學的七年，無疑是他一生最為自由得意也最悟性蓬勃、才思敏捷的時期。
梁先生在詩歌的創(chuàng)作、翻譯，特別是研究上的確卓有成績。現(xiàn)存主要作品有：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詩評集《詩與真》、《詩與真二集》；
譯著有《浮士德》上卷、《水仙辭》、《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羅丹》、《一切的頂峰》等。他的翻譯在當時就很有影響。朱自清在一九四四年寫的〈譯詩〉一文中，在舉例說明譯詩的歷史時說，“最努力于譯詩的，還得推梁宗岱先生”。戴望舒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惡之花掇英》中說到波德萊爾的詩在中國的翻譯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梁宗岱。
然而，這樣一個學者、才子和詩人，后來幾乎半個世紀早就人為地被中國大陸的詩壇和翻譯界遺忘了。而此人的后半生，也的確“無所作為”，或者是難有作為！梁先生此時彌留之際，微弱的神思可能下意識地最后一次在殘損的一生中游走？他悶雷般的吼叫亦下意識地伴隨著一陣陣發(fā)出？
那么，梁先生其中一個很大的遺憾，一定是一直未能寫出《獄中記》了？
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共產(chǎn)黨剛剛接管大陸的年頭。那時，生活在廣西百色專區(qū)的梁先生，仍然口無遮攔，多嘴多舌地向地區(qū)新政權的“權力代表”提意見。這個土皇帝當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文學，什么詩的價值，什么羅曼·羅蘭、瓦雷里。一九五一年九月，他以“通匪濟匪”等四百八十多個罪名將梁先生送進大獄，進而準備進行“公審”判決。后來經(jīng)過諸多周折，驚動了最高大人物，梁先生才保住了性命，得以出獄。這近三年并一度走近閻羅王的冤獄，真可算是梁宗岱一進入新社會就首先迎來的當頭一棒。而這一棒竟準確地預示了他整個后半生的厄運！先生彌留時悶雷般的吼叫，也許也是發(fā)泄他心頭未能忘卻難以釋解的冤屈��！
…………
三
我早在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yè)當學生的時候，從師長的談論中已得知“梁宗岱”的大名了，得知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這一年間，先生曾在這里任教。有時從圖書館借書，偶然看到借閱登記卡上留有先生的簽名，想著幾乎三十年前先生也曾經(jīng)閱讀過這同一本書，還會竊竊自喜。但初見初識梁先生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天。那年我剛畢業(yè)，分配到廣州外國語學院任教，而此時學院尚未成立，廣東省高教局讓我們一起分來的十幾個未來的年輕教師先到中山大學外語系進修。一到中大，我便像個崇拜者一樣尋找機會和梁先生接近。每個星期六下午，按照黨的改造“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整個系的教師不分專業(yè)都法定要在一起做體力勞動，這個思想改造的莊嚴的時刻也成了我們交談的好機會。梁先生喜歡年輕人，喜歡崇拜者，總是很高興向我“吹�！保�給我看他不久前在海南島參觀時寫的詩，使我深深覺得他寶刀未老。直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江山如此美，驚鹿也回頭”……他這些描寫海南島鹿回頭的優(yōu)雅詩句。
梁先生是系里甚至整個中山大學康樂園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幾乎一年四季，除非是寒潮到來，他的“標準”裝著是運動背心、西裝短褲，赤腳涼鞋。好像老見他搖著大葵扇，精神抖擻，急促促地、甚至是雄糾糾地行走，臉龐滿溢紅光，總是開朗明快，笑起來像頑童，坦坦蕩蕩。
但梁先生在康樂園里出名，最主要還是因為他愛爭好勝，萬事“第一”，真可謂文人的風度，武士的氣質。多年前有一位溫源寧先生，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他在一九三五年出了一本名為《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不夠知已》)的英文書，其中一篇就已經(jīng)這樣描寫梁先生早在那時的狀態(tài)：對于他，辯論簡直是練武術，手、腿、頭、眼、身一起參加。辯論的題目呢，恐怕最難對付的就是朗弗羅和丁尼孫這兩位詩人的功過如何。未跟宗岱談，你便猜不著一個話題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簡單的題目，也會把火車燒起來。因此，跟他談話，能叫你真正精疲力盡。說是談話，時間長了就不是談話了，老是打一場架才算完……
我在康樂園里看到梁先生似乎還頗受“歡迎”，常常路上就被人截下談笑一番。談到哪個話題他都能夠信心十足且極其雄辯地自稱在哪個方面“第一”。諸如“學問第一”、“教書第一”、“喝酒第一”、“種菜第一”、“養(yǎng)雞第一”或“力氣第一”……并惠及夫人──夫人也有不少“第一”。據(jù)說好事者曾算出諸如此類的“第一”竟有四五十個。他萬事“第一”自然引起不論熟人或生客的興趣。我發(fā)現(xiàn)，一些人，特別是那些“根正苗紅”因而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是逗他開心，覺得好玩，絕非真心尊敬他。事實上，早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紅旗”“興無滅資”運動中，梁先生作為中大外語系的“大白旗”曾經(jīng)被劈頭蓋臉地痛批過（主要罪名是“天才教育主義”──他偏愛學生中的聰慧者，如又是漂亮女學生更甚；
“老子天下第一”也是罪名）。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政策寬松時，領導向梁先生作過賠禮道歉因而現(xiàn)在不算“反動分子”了，但其“野人”之稱是相當公開的（這稱號奇怪地被“統(tǒng)一”在一個所謂“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身上），背地里甚至有人稱他為“性細胞”、“草包教授”……
我隨著這組進修教師于一九六五年開春之后離開中大，因為這年廣州外語學院正式開辦，我們也成了創(chuàng)辦人，移居到當時廣外校址廣州東郊瘦狗嶺編寫教材，迎接新生。不料，一年后，“偉大領袖”卻點燃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卷進翻江倒海、暗無天日的紅色恐怖中。傳來的消息是，梁先生已經(jīng)立時被誣陷為“牛鬼蛇神”。攻擊先生的大字報貼滿校園，更有寫成文采斐然的章回小說的，吸引川流不息的觀眾。一些幸災樂禍、居心叵測者像過盛大節(jié)日似地興高采烈，上竄下跳。先生好幾次被抄家——據(jù)說“正式“被抄七次，被乘亂抄家十三次。梁先生珍藏了數(shù)十年的瓦萊里與羅曼·羅蘭寫給他的十九封親筆信，以及他辛辛苦苦譯出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與《浮士德》第一部的譯稿，被當作“四舊”付諸一炬。先生好幾次更慘遭毒打，有人專踢他要害部位，非常陰毒。我心里擔心地想著：先生言多必失，又一股倔強脾氣，剛直不阿，不知能否渡過這個兇險的鬼門關？
四
過了幾年，廣州外語學院率先恢復辦學（最初是辦社會各界的短訓班，接著招“工農(nóng)兵學員”，還招過學制長達五年的小學畢業(yè)生，最后于一九七七年才和全國所有高校一樣通過正式入學考試招生）。我是一九六九年國慶前從廣東三水南邊干校被召回學院的，先是參與編寫詞典，后到設在廣東花縣的郵電英語培訓班教學。不久，一九七零年，據(jù)說是遵照廣州軍區(qū)和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的什么戰(zhàn)略意圖，中山大學的外語系和暨南大學的外語、外貿系以及廣東外語學校一概并入，廣外一下子大大膨脹起來。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吧，擴大了的廣外從瘦狗嶺搬到廣州北郊黃婆洞。不久之后，花縣郵電英語培訓班結束，我在那里的教學任務算已完成，也回到黃婆洞校本部。
又看到梁先生了，而且現(xiàn)在是同事了。他的標準裝著沒有改變，性格亦依然故我，還是愛勝好強，口上還是掛著他的多少個多少個“天下第一”，甚至自豪地宣稱自己在文革中“處之泰然”，“有驚無險”，如此這般亦算是一種“第一”。他似乎在法語專業(yè)一些教師中并不自在，所以常常到我們系（當時稱為“一系”，即英語系）串門，喜歡找李筱菊、黃偉文等我們幾個編教材的高談闊論（我們教材組的老師沒有上課下課的時間限制）。但梁先生現(xiàn)在更不愛談什么文學什么英語法語什么學術了。他最熱衷的話題是他幾十年來不斷研究不斷改良煉制出來的、號稱能治婦科病、不育癥、各種炎癥包括癌癥的山草成藥“草精油”和“綠素町”！
梁先生此時的狀態(tài)，從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國外國文學工作會議上的表現(xiàn)也可見一斑。那次在廣州召開的盛會，全國從事外國文學這一行的大人物、知名人物都來了，一些剛剛被解放出籠的“牛鬼蛇神”也從各地趕來了。我們廣州當?shù)氐暮筝呉才d致勃勃地走來聽講�？墒橇合壬诖髸蠋缀醪话l(fā)一言，絕不對文學問題、文化問題發(fā)表意見。當時在大會上用了上午下午一整天作關于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學”的評價問題的長篇主題報告的后起之秀、現(xiàn)為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的柳鳴九回憶起來，也是會議中梁先生只津津樂道、甚至可謂起勁地“推銷”他的藥酒。梁先生于一九七七年在給卞之琳的信中也是這么說的：“我的工作當然還是完成學院的任務，但主要似乎已轉制藥、施醫(yī)……”傳說胡喬木在一九七九年也向他要過一些“綠素町”。真是一個另類的教授！在全國中可能再無二人可比了。
那幾年，廣外小圈子內還流傳一個說法：梁先生珍藏了數(shù)十年的瓦萊里與羅曼·羅蘭寫給他的信件，一般人以為在文革中被抄去付諸一炬，其實是當時被系里一個“革命”而又“識貨”者偷偷挑出并私藏起來，而事后時間越久越不敢坦白交出。但由于沒有證據(jù)，誰也說不清楚。這些寶貴文物大有可能永遠不見天日了。梁先生心里也許一直窩著悶氣，但嘴上不說。比起幾十年來受輕視受折磨，受苦受罪，這些信件的失蹤又算得了什么？！那些年月，并非“四人幫”一倒臺就萬事大吉。我感覺到，梁先生是干脆決心把超脫出世、看破紅塵的作風保持到底。
我還有一個感覺，經(jīng)過這么多政治運動特別是經(jīng)過文革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別看梁先生大大咧咧，喜歡爭論，喜歡“自吹自擂”，但他的“警惕性”是有所提高的。例如，他從不爭論敏感的政治問題，所謂學術問題也不爭了，他“自吹自擂”的都是他的能醫(yī)百病的藥酒，他下鄉(xiāng)勞動如何挑重擔，他夫人的粵劇唱腔如何美妙，以及他們養(yǎng)的雞所生的蛋營養(yǎng)最高之類……他很少請人到他家里做客，幾乎不和任何人做推心置腹的深談。他的警惕性甚至影響了他的夫人。我記得先生第一次請我到他家里時（我當時多年住在“乙棟樓”，最后搬到“講師樓”，都和梁先生住的小洋房相隔不遠），他夫人在初見的一霎那間也向我投來打量、懷疑的眼神，為此先生對她訓斥了一聲，當時很使我過意不去。
五
我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離開廣外到紐西蘭留學，后來在奧克蘭大學一邊教書一邊讀博士，學成后到新加坡工作，再后來又轉到了澳大利亞，并在悉尼安頓下來。流水行云，竟有十幾年時間，我沒有回到我參與創(chuàng)辦的廣外，當然也再沒有見到我離開后第二年就去世的梁宗岱先生。
離開廣外前，我把教授英美文學時為學生編寫的部分輔導材料交給系里教材科打印出來，稱為《英美名詩欣賞》（第一集）。集中有一篇文章題為〈一個挑戰(zhàn)──從莎士比亞第十八首十四行詩的中譯談起〉，主要是比較屠岸、楊熙齡、戴鎦齡、梁宗岱四位先生的譯作。梁先生是這樣譯的：
我怎么能夠把你來比作夏天？
你不獨比他可愛也比他溫婉：
狂風把五月寵愛的嫩蕊作踐，
夏天出賃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驕陽的眼睛有時照得太酷烈，
他那炳耀的金顏又常遭黯晦；
給機緣或無償?shù)奶斓浪菡郏?/p>
沒有芳艷不終於凋殘或銷毀。
但你的長夏將永遠不會凋落，
或者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飄泊，
當你在不朽的詩里與時同長。
只要一天有人類，或人有眼睛，
這詩將長在，并且賜給你生命。
我當時很幼稚，而正因為幼稚又很大膽，竟敢對當時中國大陸四位名家進行妄評。當然，我也并非心里完全無底。梁先生的翻譯，其成就之高，是半個世紀前就為翻譯界普遍公認的�，F(xiàn)在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被悉數(shù)收入由眾多譯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亞全集》。梁譯單行本在臺灣出版時，余光中作了長序，譽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最佳翻譯。我在拙文中稱梁譯的特色是典雅流暢，又求形式對應，可謂有情有形。原詩、譯詩均為十四行，這是一定的了，難得的是，譯詩和原詩一樣，也是押同樣的韻腳，而且整整齊齊，每行十二個字，也可分為五個“音步”。梁先生看過這篇拙文。我的妄評當然很膚淺。我記得他閱后露出友愛的笑容，鼓勵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絕對料想不到先生竟然第二年就與世長辭！而這就成了我對先生的最后的記憶！
六
……我一直恨恨地覺得，當時的廣外、當時的中大、當時中國的翻譯界、學術界、以及整個文壇，是有負于梁宗岱先生的。但理智地再想，有負于梁先生的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個政治制度啊。而且，曾經(jīng)遭遇類似悲劇的又何止梁先生一人！
二零零三年，偶然一次在網(wǎng)上瀏覽，得知由大陸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翻譯家協(xié)會和法國文學研究會聯(lián)合發(fā)起的“梁宗岱先生百年誕辰暨《梁宗岱文集》首發(fā)式”，于是年九月五日至七日在北京市政府（懷柔）外聯(lián)辦接待處舉行。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中央編譯出版社副社長王吉勝，中國翻譯家協(xié)會副會長尹承東，外文所副所長陳眾議，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柳鳴九、會長吳岳添、副會長羅芃，以及其他專家學者約三十人出席了會議。會上首發(fā)四卷本《梁宗岱文集》，分為《詩文卷-法譯卷》、《評論卷》、《譯詩卷》和《譯文卷》。
我又得知，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紀念梁宗岱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即過去的廣外，和廣州外貿學院合并而成）召開。消息說，廣外是梁宗岱生前長期執(zhí)教的最后一所高校。這次研討會紀念與研討相結合，目的是緬懷和總結梁宗岱先生在創(chuàng)作、翻譯、教學與科學研究等領域的杰出成果，繼承和發(fā)揚梁宗岱先生融通中外古今的治學理念和剛正博愛的為人風范。
后來，我又在廣外網(wǎng)上看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二零零三年第四期目錄。在“文學與文化”欄目下設“紀念梁宗岱百年誕辰論壇”，發(fā)表黃建華寫的〈梁宗岱治學路子引發(fā)的思考〉以及陳希寫的〈好詩良藥，長留德澤天地間——梁宗岱研究回顧與展望〉兩篇文章。至于在其他網(wǎng)上看到的紀念和研究梁宗岱教授的文章，更是多得出乎意外。二零零四年七月，一部書名就叫《梁宗岱》的精裝書籍也由廣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作者是黃建華和趙守仁。
最近，我以前在廣州外語學院的同事、現(xiàn)任《香港商報》總編輯陳錫添先生在悉尼歡聚時，送給我他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的報告文學集《風采集》，書中第一篇就是寫梁宗岱，標題是〈歷盡坎坷志未磨〉。這篇報告文學寫于一九八五年，這應該是最早最有分量的對梁宗岱的肯定和歌頌。
看來，梁宗岱先生去世之后，特別在他百年冥壽之后，國人重新而且日益記得他了，其成就以及為人風范都為國人贊許了�，F(xiàn)在，人們贊譽他的著述作品“有長久的生命力”，“能抵抗得住時間塵埃的侵蝕”，“為文藝園地增添了一縷碧綠的光澤”……等等�？磥�，對梁先生的評價還會增高。
這又是一個遲來的公正！當然，遲來的公正也是值得慶賀的。
但慶賀之余，不免有很多感觸。
梁先生早年有一首詩曰：“人生豈局促？與子且浩歌。浩然一曲沖破，地網(wǎng)與天羅�！彼�(jīng)多么春風得意！地網(wǎng)與天羅也不放在眼里。
梁先生說過：“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極端的謹嚴中創(chuàng)造極端的自然�！边@位曾經(jīng)心比天高的才子、詩人、學者顯然曾經(jīng)立下偉大的志向。
他本來還可以為這個世界創(chuàng)造多少精神財富�。�
然而，一切嘎然而止�！捌婀λ觳怀��！毙鲁霭娴乃木怼读鹤卺肺募防锸珍浀�，絕大部分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作品。
先生去世時，朱光潛送來的挽聯(lián)寫道：“畢生至親，既喪逝者行自念；
好詩良藥，長流德澤在人間�！绷_大岡的挽聯(lián)說：“早歲蜚聲文苑，水仙詞譯筆不遜創(chuàng)作；
晚年潛心藥圃，綠素酊土方勝洋劑�！边@些雖說也是贊頌之詞，但我讀來卻只感到陣陣心痛。梁先生生前很喜歡羅曼·羅蘭這句名言：“我活著是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個人�！爆F(xiàn)在，人們問：梁先生的“律法”究竟是吟詠的詩人還是行善的醫(yī)者？后人只能茫茫然不得而知。一個享有盛名的詩人并在文學上有獨特見解的學者，竟轉而耗費了無數(shù)心血去從事身后很難證明其價值的制藥“事業(yè)”，并以此終其一生！真是千古詩人未盡才！如何不教人仰天長噓，無限惆悵？！
不過，轉念一想，梁先生畢竟發(fā)揮了那個時代他所能擁有的小小的個人選擇權——做了他要做的。甚至，他把“老子天下第一”掛在嘴邊直到老死，雖然往往成為眾矢之的而毫無改悔，也許正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以現(xiàn)在流行的術語來說——一種行為藝術）來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比起同時代中國大陸許多詩人，遠離詩壇、言行奇特的梁先生或者可以說更像一個詩人——更像“一個人”。
我們甚至可以為梁先生慶幸：他此生畢竟沒有成為墮落文人，沒有寫出不堪再閱的垃圾，靈魂沒有被扭曲，依然我行我素，彌留前還能發(fā)出悶雷般的吼叫，盡情發(fā)泄心中的積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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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中國重慶《中外詩歌研究》季刊二零零七年第二期；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五日梁宗岱先生忌日前夕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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