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平：大痛無聲：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表情

　　我們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擁抱才能自由飛翔�！�—題記

　　近兩年，由朗咸平先生《在“國退民進”的盛筵中狂歡的格林柯爾》一文引發(fā)的，關于中國改革二十多年成敗的反思與爭論，從民間到網絡再到官方、學術界，一直以來曠持日久。在民間利用網絡優(yōu)勢把這場反思和爭論公開化之后，官方、學術界感到城池漸失，所以就有了《財經》上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的堅定論斷，2006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李稻葵對將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的批判，以及吳敬璉“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擔心一些人利用大眾不滿情緒否定改革方向的言論。今年兩會期間，張維迎更是在拋出“改革受損最大的是領導干部”的驚天大論斷之后，又在《經濟觀察報》發(fā)表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以科學、理性、學術、向前看和超脫的姿態(tài)，對來自網絡、民間和學術的直覺派來了一次大反撲。文章看上去很美，還搬出了羅爾斯、�？寺�等外國經濟學大牌鎮(zhèn)山，可謂用心良苦。只可惜張維迎所謂的理性、學術、科學和向前看的方法，在他所謂“無知的面紗”下，圇輊于自身利益的驅使，終究無法“超脫”，說了一大堆昏話。特別是他引以為基石的關于革命與改革的經濟學定義和“利益補償”理論，更是漏洞百出。下面，我將以直覺、感性、民間和向后看的方法和困坐之姿，對中國這20多年的改革來一直社會學心理學的大剖析，順便回答張維迎先生所謂的“利益補償”理論和關于革命與改革定義的問題（非論述重點）。

　　文章包括三部分：一、現狀；
二、策略；
三、結論。

　　一、現狀

　　1.改革合法性地位的喪失和改革共識的徹底破裂。首先說明，我說改革合法性地位的喪失和改革共識的徹底破裂，并不是否定改革的方向，我指的是現狀。譬如說鐵路改革和石油改革，鐵道部和中石油就不能與大眾形成共識。鐵路有自己的公、檢、法，地方公、檢、法總是無法管理本地的火車站，結果全國的火車站年年大力整治，年年亂。鐵路還有自己的獨立核算體系，票價自己說了算，一張春運火車票，比平時貴一倍它還說虧本，更多的還要從黃牛手中購買。你大眾要搞乘車購票實名制它說成本應付不過來，但它讓乘務員搞那些無所謂的臥鋪換個小鐵牌就沒有成本。去年國際油價大漲，廣東鬧了2個月的油荒。我在《羊城晚報》上了解到，由于國際油上漲，國家給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補貼是1000個億。在廣東鬧油荒的同期，中國石油出口卻急劇增長40%多，利潤劇增70%，僅2005年上半年，中石油就完成利潤1029.27億元，占到全部中央企業(yè)利潤總額的近四分之一（原諒我沒時間找更多的資料和提供確切的數據，因本人還得為生計象斯賓諾莎一樣磨鏡子）。建設銀行上市之前，為達到上市標準，國家動用200億美元外匯充足其資本率，并丟掉了幾千億的壞帳（官方表達為割掉不良資產）。很明顯，現在的改革越來越象一場利益的爭奪戰(zhàn)，中央、地方、企業(yè)都參與其中。張維迎說，革命并不一定能增加社會財富，不是帕雷托改進，而改革不同，改革是共同把蛋糕做大，是帕雷托改進。但從這二十多年的改革結果來看，特別是這近十年的改革，帕雷托改進并不主流，主流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成果的最大限度剝奪與侵占，占絕對多數的弱勢群體無法分享改革的大部分成果，甚至直接受損，還要承受改革的全部成本。例如生態(tài)破壞和環(huán)境污染，以貴州、山西等礦產地為代表，企業(yè)和老板收益，當地老百姓買單。鄧小平說，改革的結果如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貧富分化嚴重，那我們的改革就是失敗的。如果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初衷背離，那么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就要受到質疑。如果改革令絕大多數人相對受損，而只是少部分人受益，并且這少部分人侵占90%以上的改革開放成果，那么改革的共識何在？以2005年為例，社會財富新增總量為13萬億，但工資分配大約只占到1.3萬億（以社科院厲志寧先生2002年統(tǒng)計比，這幾年有連續(xù)性），而且在這部分工資分配中，公務員占也很大比例。約有90%的財富分配權掌握在掌勺者手中，而掌勺者的權力基本處于弱勢群體失控的境地，我們絕大多數老百姓只能把公平和正義寄希望于掌勺者的良心。在法制不完善的情況下（中國法制其實很完善，只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維權成本太大），良心如何保證？

　　2.普遍的人格分裂與普遍的社會斷裂。所謂普遍的人格分裂，是由普遍的道德缺失和普遍的受損感形成。經驗表明，在一個有漏洞的游戲規(guī)則中，所有的人都會利用游戲規(guī)則的漏洞來獲取收益而非把主要精力放在對規(guī)則的修改上。根據社會學家弗洛母的說法，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不健全的，也就說是存在漏洞的。我們沒有傳統(tǒng)法制社會的遺產，所以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漏洞特別大，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回過頭來再看這20多年的改革，在對改革的反思與爭論的研究中，我們發(fā)現，不光是農民、工人強烈地感受到了受損（可惡的MBO�。�，領導干部也感到了受損。張維迎也說了，改革開放20多年來，利益受損最大的是領導干部，改革必須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并且要對利益受損最大的領導干部進行補償。張維迎說了個大實話。我說張維迎是第二個康曉光，是說他與康曉光一樣，看得準，看得真，說得與康曉光一樣無恥，一樣露骨。普遍的受損感結果導致了普遍的不滿情緒。各位捫心自問一句：你沒有受損感嗎？普通百姓的不滿是可以理解和容易見到的，但領導干部的不滿情緒卻很微妙，他們的不滿來自對利益攫取的不滿足，因為有人比他攫取的更多�；蛘吒纱嗑褪亲约旱蒙倭�。也就是他的權力賤賣了�！段饔斡洝返�98回，唐僧向阿儺和迦葉兩位尊者求取真經，兩位尊者卻向唐僧索要紫金缽做人事不成，傳了無字白經。為此孫悟空在如來面前告了一狀。如來卻說，有一次他眾弟子下山為舍衛(wèi)國趙長者家念經，趙長者給眾弟子三斗三升黃金，他還嫌賣賤了。意思是你一個破紫金缽值幾何？在這里，我們不妨把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比作真經，那么各大小官員所謂的利益受損就不難理解了。由于普遍的受損感和普遍的不滿情緒的存在，社會又沒有合法的受損補償渠道和措施，所以各受損階層就紛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普遍地拋社會道德與社會公益之不顧，形成了普遍的人格分裂。所謂人格分裂，就是一方面自我內心要求自己和他人遵守道德，一方面自身行動上卻往往利用有利條件不遵守道德，長期以來形成一個自我的矛盾體。這種矛盾體現象已經浸透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總要求他人遵守秩序，但一旦我們有條件不遵守秩序且不用承擔違反秩序的責任時，我們就會踐踏任何秩序。這就是無處不在的腐敗和無處不在的黑工廠。普遍的人格分裂結果導致了普遍的社會斷裂。因為每個人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不同，形成對社會資源占有的斷層，而社會資源占有的斷層形成了差異巨大的利益集團，形成一個斷面的社會結構。結果在改革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相互之間巨大的利益沖突而失去共識，長期累進就形成社會各階層的斷裂與對抗。一直以來，集體上訪、農村群體性抗爭等事件的不斷發(fā)生，即是佐證。還有現在所謂的仇腐、仇富、窮人和富人分區(qū)居住等論斷，都是普遍的社會斷裂的外在表征。

　　3.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和普遍缺乏的認同感。兩年前，我在《潛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尋找認同感》一文中有詳盡論述，在這里我不再重復。我只是強調，兩年過去了，我們的安全感并沒有很大的增強，相反我們現在是走得越來越不放心，吃得越來越不放心。同時，社會各階層間認同感的偏離也加大了社會斷裂的程度。

　　4.無道德政治的泛化和贏家通吃的社會格局。去年，我在《流氓政權與無道德政治》一文中，對什么是無道德政治做過解釋。一句話，所謂無道德政治就指無道德日常生活化，就是指在我們每一項日常生活中，都存在踐踏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現象，如果這種現象很普遍，那么我們就稱之為泛化。我很無奈地說過一句話：“就算火葬場有熟人，死的那一天也可以提前火化�！鼻懊嬷v過，普遍的人格分裂導致了國人普遍不講道德，那么在改革的過程中，肆意踐踏法則和社會秩序的情況就會普遍存在，而且在這種踐踏和破壞的風險和成本都很小而收益很大的情況下，就會助長這種踐踏和破壞之風，而且容易形成強強聯(lián)手而結盟，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而形成贏家通吃的社會格局。所謂贏家通吃，意指只要你在某一個領域里取得優(yōu)勢，那么在其它領域里也會獲得比普通大眾更多的優(yōu)勢。這里就要談到精英聯(lián)盟。四年前，我在《和平革命：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與非正義性考》一文中指出，由于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三者的結盟，中國改革的所謂第三條道路也行不通。這幾年的現狀更加應證了我的論斷。由于巨大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權力、資本、知識三個精英的結盟可以從體制的漏洞中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形成了目前贏家通吃的社會格局，所以任志強公開叫囂他只給富人蓋房子，所以何祚麻院士面對礦工的遺體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所以現在的官員個個都是在職研究生學歷。拋卻精英聯(lián)盟結成的剛性體制，就算我們平民大眾中處于上端的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超越普通民眾的優(yōu)勢，開轎車與走路進同一個陌生的大院受到門衛(wèi)的待遇都截然不同，銀行對不同額度的存款用戶也是區(qū)別對待。然而贏家通吃的社會格局不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社會的常態(tài)。

　　這就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表情與現狀。在這張社會表情里，我忽略了兩個實體，一是政府，二是弱勢群體。政府是社會公器之操執(zhí)者，要談弱勢群體，就必須談政府的責任。在我上面分析的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表情里，我們聽不到弱者的聲音。相反，都是強人在公開表態(tài)。其實，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的社會表情，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高漲的GDP，更不鶯歌燕舞。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的社會表情，往往寫在這一時期的弱者的臉上。他們不發(fā)聲，并不代表他們不痛，他們不想發(fā)聲，他們是大痛無聲。

　　網易做新聞專題的深度報道有好幾年了。他們曾做過一個探討“阿星現象”的專題，里面有一張“小阿星”目睹城管砸亂媽媽西瓜的猜想照片，我想這張猜想照片最能代表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表情：大痛無聲。從這張猜想照片，我們可以讀到社會中弱者的無奈與反抗，也可以讀到社會中強者的專橫與跋扈。張維迎強調了革命的破壞性和改革的增量性�？磥砭�英也害怕革命，并且也在力求避免革命。在避免革命這個點上，精英和大眾都能找到共識。但在改革的操作過程中，如何避免革命的發(fā)生，難道是張維迎所說的對在改革中受損最大的領導干部進行“補償”嗎？

　　二：策略

　　1.秦暉底線：權力與責任對等。作為一種通用提法，秦暉底線的內涵包括很多，已經不再局限于秦暉本人的論述。秦暉底線甚至可以籠統(tǒng)地概括為一種超越左與右，超越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超越中國與西方之間，由政府、自由知識分子和精英聯(lián)盟達成的一系列共識。權力與責任對等只是其中一項對有限政府的共識。我在這里既是講策略，就必須注重操作性，所以我沒有強調更為合適的劉軍寧憲政，而只談其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幾年的憲政論戰(zhàn)已經在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理念中日漸式微，而且往憲政頭上扣屎盆子顯然比駁斥秦暉底線容易得多。有個教授在演講的時候說，中國現在是一群瘋子領導一群傻子。所謂瘋子，就是有無限的權力而沒有任何責任；
所謂傻子，就是沒有任何權力而承擔所有的責任。也就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權力與責任強烈不對等。此話雖然偏激，但也揭露了真相。當然，瘋子領導傻子并非完全不成功，只要瘋子有良心，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南街村還是很有可能。但現在的關鍵是瘋子太多。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特別是在這種贏家通吃的叢林法則之下，責任與權力嚴重不對等的情況就會泛濫成災。責任與權力對等主要是對各級政府而言，也包括中央政府。事實上，在改革過程中，中央權力過大、責任過小，而地方政府權力太小而責任過大的情況比比皆是。在以往的財稅改革過程中，地方與中央相較，總是處于弱勢，中央拿大頭，地方吃零頭，還要為改革成本買單。所以有時候一個事件，也很難怪地方政府不出力�，F在搞農村費稅改革、農村免費義務教育，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嗷嗷叫，都不愿意承擔責任。你國家教育經費預算排名全世界倒數第三，還不及非洲的剛果和盧旺達，你還有什么理由指責學校亂收費？中央與地方尚且如此，那么地方與地方，地方政府與民眾，那就更加強烈地權責不對等。有人說，憑什么北京要花全國人民5000個億搞南水北調，花全國人民2000個億辦奧運會，還限制全國人民進京，罵非北京人是鄉(xiāng)巴佬？全國人民辦的北大清華，憑什么你北京人少考100多分還可以上？很顯然，與其它地方相比，北京的特權太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地方政府與普通民眾這一級，那更不是一個級別，普通民眾往往還沒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經被地方政府官員代表了，當家作主了。所以，建立一個權力與責任對等的有限政府是解決當今改革問題的當務之急。即是我下面要說的政府必須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2.引入公共領域和公共產品的話語。政府必須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意味著政府對權力的下放和對公共責任的承擔。公共領域和公共產品的話語一直在我國的執(zhí)政理念中缺失，執(zhí)政理念更多的是為民作主，為民謀利（能讓民作主，讓民謀利嗎？），管制多于服務。就算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背后之手也一直在取代市場經濟規(guī)律這只看不見的手。事實上，除關系國事民生的重大事件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背后之手之外，大多數的經濟活動都不必要政府這只背后之手。政府的職責只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產品，通過稅收、政策來協(xié)調各方面的關系。改革開放20多年來，由于政府太多的干預，結果是權力之手嚴重干預了改革成果的分配，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快和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當政府的背后之手通過權力之手在各級官員的手中異化之后，一起把蛋糕做大的雙贏夢想一夜間也土崩瓦解，權力尋租的空間也空前擴大，就形成了張維迎所說的受損補償說。張維迎說，改革必須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否則改革就會出現巨大阻力。為消除改革阻力，所以必須對改革中受損最大的領導干部進行補償，各項改革措施才能暢通無阻。張維迎說，“不論這種既得利益是法律規(guī)定的還是事實上長期被認可的”，都必須尊重。但何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有哪些？既得利益是否合法？誰事實上長期認可了既得利益？張維迎都沒有說。張維迎在沒有前提或前提非真的命題下，得出了自己的補償理論。事實上，張維迎已經把政府權力等同于如來佛的真經，不是用來為公眾服務普渡眾生的，而是用來換黃金的。張維迎說的領導干部受損最大，實際上是說，在這2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領導干部的權力賣賤了。還要賣貴點，所以要補償。這不能怪張大師，只能怪幾十年來中國都沒有公共政府的概念，所謂“當官不發(fā)財，請我也不來”。什么是公共領域？張大師和各級政府都應該補課。實際上，政府由不得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以后，改革中所謂的公平與效率原則才能充分體現，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而政府利用稅收和財政，在公共領域里對改革的成果進行第二次再分配。秦暉在他的底線說里談到，他奢望更多的放任自由和更多的國家福利，即更多的權力下放和更多的責任承擔，看起來矛盾，其實是相輔相成。趙曉最近撰文也談到公共空間的介入，并舉了香港的例子，其實也是強調服務型政府需要在公共領域里提供盡可能多的公共服務產品，實現對改革成果的第二次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

　　3.承認不同的利益共同體與構建合法的利益訴求渠道。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提出，現在必須承認不同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政府的責任是要創(chuàng)造和疏通多種合法的表達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協(xié)調利益關系�！霸谛碌碾A段當中，要想更好地推進改革，必須承認不同的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協(xié)調利益關系，用完善法律法規(guī)體系的過程來推進改革�！币�通過法律手段界定利益邊界，允許不同的利益群體組織起來，相互幫助自我約束，并通過法律的渠道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創(chuàng)造和疏通多種表達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協(xié)調利益關系，尋求共識，推動和諧社會發(fā)展。這是在關于改革的反思與爭論中，迄今為止我聽過的最悅耳的官方言論，所以完全照搬過來而沒有臉紅。相比而言，李稻葵對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做法的批判，以及張維迎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特別是互聯(lián)網投票的說法，是多么的無恥和無知。我在《潛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尋找認同感》一文中指出，中國的社會分層已經基本形成，并且相對穩(wěn)定且界面明晰，在發(fā)展經濟的共同訴求前提下，在具體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互沖突，政府要營造各種合法的訴求渠道，傾聽各個階層的聲音，以重構改革共識。然而現在我們聽不到弱勢群體的聲音，就算是在虛擬的互聯(lián)網，一些聲音也往往被拑制。他們無聲不代表沒有聲音，他們是大痛無聲。特別是在權力精英、資本精英、知識精英三者結盟且對普通民眾形成一種剛性排斥，各階層社會地位的轉型與變遷成本加大的情況下，合法的表達渠道尤顯重要。有好事者統(tǒng)計，一個沒有任何背景人，近十年來，僅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奮斗，在權力之路上最多能達到副市長的級別，高干子弟們比一般群眾更容易登上權力的寶座，而且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比例是普通民眾子女的20倍。也就是說，近十年來，中國社會中的權力結盟越來越具排斥性和剛性，中國社會的權力封閉在前一段時間曾經達到過頂峰。

　　4.有限的權力開放和機會的平等。作為一扇半遮半掩的權力之門，公務員考試已經被精英和大眾認可。通過公務員考試，普通民眾的子女也可以擠身政府部門，優(yōu)先分享改革的成果。然而這不過是有限的權力開放，而且公務員考試的操作黑洞也比較大，除了技術性和專業(yè)性強的崗位外，一些非技術性和專業(yè)性不強的崗位，暗箱操作也比較普遍。在《公務員法》實施之前，有調查表明技術性公務員和底層公務員升職機會過小，調查結果直接導致了國家對公務員的改級，由原來的15級更改為現在的28級，并增加了專業(yè)技術類職位。公務員選撥除公開招考外，還可以直接選聘，即不經過考試而錄用。這是以前的做法，現在還沿用下來，可能是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雙方妥協(xié)而達成的一種全國公務員競考共識。在這個月召開的兩會中，有委員呼吁公務員全國統(tǒng)考，統(tǒng)一改卷，統(tǒng)一劃分數線，統(tǒng)一報考，得到了民間的廣大支持，不過并未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但這是一條可行之路。當初我們強調改革過程中的平等觀念時，并不是指結果的平等，也不是強調起點的平等，而是指機會的平等。這一點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共識。所以平等的機會比什么都重要，政府為各階層人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哪怕是起點有所不平等，普通大眾都容易接受。所以最近又有人呼吁全國統(tǒng)一高考錄取分數線和統(tǒng)一各省高考錄取率，獲得的支持與很廣泛。

　　三：結論

　　中國改革已經走到一個歷史的拐點。必須對以往20多年來改革進行一次清晰徹底的大反思。改革不應該成為社會權貴與精英聯(lián)盟對國有資產進行掠奪和對改革成果最大限度攫取的盛筵狂歡。如何讓更廣大的普通民眾共享改革的成果成為今后中國政府進一步改革的重大課題。由于體制的相對滯后和歷史的遺留，在中國現實的改革中，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場全民之間的利益爭奪戰(zhàn)。在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喪失和改革共識徹底破裂的境況下，政府有責任重建改革的合法性和重構改革共識。構建權力與責任對等的服務型政府，引入公共領域和公共產品的執(zhí)政話語，對改革成果進行第二次重新分配，是改革得以進一步深化的前提和基礎。在以往2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受損最大的是農民和工人等普通民眾而不是領導干部，相反20多年來領導干部一直作為最大既得利益集團而長期存在。在接下來的改革過程中，只有對受損最大的底層加以補償，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加以割裂和削損，改革共識的基礎才得以牢固。改革的方向性已不容置疑，但改革的技術性已經成為影響改革進一步深化的瓶頸。在改革過程中，應當承認不同的利益集團以及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的存在事實。社會各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言人。具體的一項改革措施，既得利益集團與利益受損集團都應當有一定的妥協(xié)才能得以成功順利地實施。我們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擁抱才能自由飛翔。

　　然而在實際的技術性操作過程中與既得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并非易事。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在接受《商務周刊》訪問時說，今天中國的現實是，資源配置、收入增長機會既不受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而是由權力原則決定，權力分配的差距超過市場分配機制的差距，直接導致了地區(qū)差和貧富差，必須嚴格控制市場經濟中這只權力之手。在普通民眾處于弱勢的情況下，作為社會公器之執(zhí)掌者，政府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如何讓窮人活得有尊嚴，如何讓更多的人來分享改革的成果，成為當今政府的重大課題。改革開放20多年，是政府還債的時候了。從今年兩會的主題來看，政府已經開始充分認識到了自己身上的責任，從免除農業(yè)稅，到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再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及對今后GDP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結構的調整，還有關系老百姓生存的教育、醫(yī)療、住房和養(yǎng)老，都提出了一些目標。目標鼓舞人心，但要醫(yī)治20多年改革積累的重病沉疴，開幾劑藥方是不夠的，重癥還需猛藥，特別是還要有行動，有操作性。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完結，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會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而加劇，改革從當初的雙贏夢想變成一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爭奪戰(zhàn)，如何平衡各階層間的利益關系成為今后改革的一項重大課題。我曾指出中國改革須在“對權貴的最小損害和對民眾的最大剝奪這個博弈中尋找平衡”，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拐點，不過是對這個平衡點的不得不的尋求。西方工業(yè)革命時期，法國暴發(fā)了資產階級大革命，新老勢力輪流走上斷頭臺；
而與此同時，在英國倫敦，新興資產階級與當地封建貴族卻達成了妥協(xié)。他們在英國倫敦的一個平民窟地區(qū)，構建了自己的組織機構，并以60萬英鎊向英國封建貴族購買了永久的自治權，這就是小倫敦。直到今天，就算英國女皇要去小倫敦，也要先拿起代表權力的拐杖，走到小倫敦的街口，用拐杖敲地三下，然后由小倫敦的市長來詢問。如果我們要把改革暢通無阻地深入下去而避免革命，我們也需要這種贖買嗎？張維迎所說的理性思考改革，并提出所謂的既得利益受損補償，是指的這種贖買嗎？如果是，那要多少個60萬英鎊？我們要贖買的正義又在哪里？如果不是，我們又如何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革？

　　夜深了，作為一個民間的，坐在社會最底層向上觀望改革的普通知識分子，我一直在彷徨。在我的腦海時，一副副社會表情閃過：什么時候，窮人也能有尊嚴地活？什么時候，農民不再流完汗之后再流淚？黑夜里，是否還有人如我一樣仰望星空？

　　2006年3月1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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