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如何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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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全球最佳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對于這個詞的使用和濫用。

　　有誰會把自己描述為“知識分子”嗎？或者在回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時把知識分子當作答案呢？“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本身在我看來就像“有機食品”一樣荒謬。畢竟，不可能有任何“非有機”的營養(yǎng)，我們很難想象，至少從康德開始起，一個知識分子的專業(yè)研究領域是私人的。但是，我們很可能需要一個詞匯來描述真正的知識分子和諸如“輿論制造者”或者“專家”之類人的區(qū)別。尤其是后兩者和電視世界是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最近重新觀看了四十年前芝加哥民主大會上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和過世的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對抗。讓人吃驚的是電視在新聞之后給予這兩位知識分子全部二十二分鐘的時間發(fā)表評論。從那個評論標準來看，我們已經(jīng)衰落了很多了。

　　我確實曾經(jīng)聽政治科學家阿蘭·沃爾夫（Alan Wolfe）介紹自己是“紐約知識分子”，仍然留戀可以追溯到《黨派評論》創(chuàng)立時的傳統(tǒng)的身份意識。如果把這個特點作為美國對于“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最持久貢獻，人們可能注意到這個詞主要用來描述在學術界之外工作的人，實際上在大范圍的出版界之外，他們可能是“少數(shù)派”刊物白手起家的獨立編輯。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只是在根本沒有指望當教授的情況下寫的重要著作而獲得榮譽博士學位后才最終在大學謀到一個職務。我認識和崇拜的已經(jīng)過世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終生沒有穩(wěn)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來源，有好多年甚至連一個穩(wěn)定的住處都沒有。戈爾·維達爾從來沒有進入大學教書，甚至沒有上過大學，（在這方面像喬治·奧威爾，《黨派評論》的駐倫敦記者）人們可能提出的相反例子比如喬姆斯基和內(nèi)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并不能削弱我的觀點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關鍵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了什么。許多學者是非常聰明的，受到高度尊重的教授，但是他們不是公共知識分子。

　　在我提到的所有人中，除了沃爾夫，我想不到還有任何人能說“我是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需要他人給予認可的稱號。我記得在十五歲的時候觀看了一個不知名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遺忘的劇本，其中有個人物被認為“他是知識分子，用他的思想解決問題�！蔽矣浀卯敃r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我渴望將來有一天自己成為這樣的人�，F(xiàn)在存在的很高的可能性，博客空間和專家霸權（punditocracy）讓人們很容易表達自己的思想。需要立刻做出分析，或者至少對這樣的分析的需要，越來越多地增加個人的知名度，只要他不覺得尷尬，正如我們通常說的“從來沒有發(fā)表的思想�！�

　　那么，“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有什么用呢？它幫助我們確定那些生活在思想戰(zhàn)場上的人的身份。它常常幫助我們了解到外國文化或者國家，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俄國知識分子異議者在這方面提供了金色標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詞已經(jīng)失去了最初和法國文化的聯(lián)系，尤其是巴黎左岸咖啡館。當讀者在投票確定二〇〇五年《展望》和《外交政策》排行榜的時候，只有一個法國人進入前四十名，今年的排行榜中只有五個。伯納德·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和帕斯卡爾·布呂克內(nèi)（Pascal Bruckner）沒有上榜讓我感到吃驚)就我所能決定的，“知識分子”這個詞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中作為被濫用的詞而大眾化了。創(chuàng)造這個詞是要說明親德雷福斯群體對于國家和忠誠并非根深蒂固，更傾向于溫文爾雅的“思想智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教堂和土地的真實性。我個人希望這個詞從來沒有喪失顛覆和破壞性的意義。

　　在過去幾年里一個明顯的變化是這個詞和左派和世俗主義者的從前的關系中斷了。艾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二〇〇五年的排行榜中位于十八名，當時他已經(jīng)八十八歲了，但是今年除了斯拉沃熱·齊澤克，我認為在排行榜中沒有一個人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屬于像霍布斯鮑姆那樣生于一九一七的群體中，值得考慮的還有比如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和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比他們年輕的人中，值得考慮的是漢斯·馬格涅斯·恩澤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尤其是在排行榜上教皇是除了哈貝馬斯外的唯一德國人)。讓人感覺到的對世俗主義的再次打擊是排行榜中沒有包括了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而且還有埃及出生的宗教人士卡拉達維，他對于卡塔爾半島電視臺（Al-Jazeera）感到困惑和依賴的穆斯林發(fā)表微型傳教和指導。讓人振奮的是看到進入二〇〇五年排行榜的曾經(jīng)引起風波的伊拉克什葉派領袖阿里·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這次沒有引起軒然大波。

　　實際上，我剛剛提到的宗教人士或許比榜上很多人更有資格作為思想家同時也是實干家。他們的現(xiàn)世主義對應者被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在回憶錄中描述為意大利詩人鄧南遮（d’Annunzio）式的人物，即是思想家又是實干家，比如馬爾羅(Malraux)、庫斯特勒（Koestler）、三島由紀夫（Mishima）、梅勒（Mailer）等。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在對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研究中，哀嘆這種積極分子的衰落是大學主導地位和專業(yè)化興起的結果。難怪他的書的副標題是“衰落研究”。有人可能覺得這個思想被另外的方式證實了，因為波斯納自己選擇的頂尖知識分子不是別人正是亨利·基辛格。

　　但是我不應該總是批評別人。因為我能夠出現(xiàn)在電視上，倉促發(fā)表演講，飛快地發(fā)表文章，我常常發(fā)現(xiàn)自己被邀請，甚至被誘惑在眾多不同問題上發(fā)表隨時想到的看法。這樣做有時候是很快樂的，有時候也是一種報復，因為多次在電視屏幕上罵人或者純粹出于憤怒對對報紙大發(fā)雷霆。不管怎樣，我盡可能在有些時候謝絕邀請，以免成為萬金油式的雇傭文人。

　　對于自命的導師和圣賢，人們必須添加尖銳的問題，是否在自我塑造公共輿論。沒有代表人物的群體（像那些參加美國在線（AOL）上的網(wǎng)絡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應該起訴嫖妓的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should be prosecuted）的人已經(jīng)習慣于認為“是我”，當他們讀到“這是你的決定�！痹谑芘判邪癯浞烛屖沟沫h(huán)境中，思想標準的觀點不大可能發(fā)揚光大。

　　即使在這些令人敬畏的頁面上，人們或許稱為“候選制度”（selectorate）的東西是可以通過追隨者群體的網(wǎng)站啟動的自我選舉做法。(波斯納的入選名單標準是媒體提到的次數(shù)，網(wǎng)絡點擊率和學術文章引用次數(shù)的結合)。很快，我高興地發(fā)現(xiàn)到記者查理·路斯（Charlie Rose）網(wǎng)站上他最近所采訪的人物排行榜中，我是第一名(1,059票)，超過伊朗總統(tǒng)默罕穆德·內(nèi)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505票)和比爾·克林頓和喬治·布什（分別是344票和494票），但是你仔細研究這些數(shù)字后就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通過選票確定這個名次的世界在查理·路斯網(wǎng)站之外并不存在。這樣的世界即使存在，也不能把我放在和第四名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同等的地位，（實際上他在三年前的二〇〇五年由《展望》和《外交政策》主辦的排行榜中排在第五名）。上次讓我眩暈的感覺是發(fā)現(xiàn)《華盛頓郵報》“時尚”版進行新年的“上榜”“下榜”總結，宣稱我是新聞界的“下榜”人物，而保守派專家塔克·卡爾遜（Tucker Carlson）則“上榜”者。公平地說，我當時想從來不記得什么時間被認定“上榜”者的。

　　沒有什么比說知識分子是不愿意在公眾輿論的熱量上沸騰的人更糟糕的了。應該有個詞來指代那些自己思考的人，他們愿意承擔被人指控“精英主義”（或者至少比民粹主義更喜歡）；
他們最關心語言，猜測語言和真理的微妙關系，愿意并能夠拆穿謊言。如果這樣的人有諷刺意識和歷史意識，那正如法國人說的“實在太好了”（tant mieux）。用非常著名的，但沒有多大意義的說法，知識分子不需要“向當權者講真話”。（喬姆斯基尖刻地提醒我們當權者常常更清楚地知道真理）但是，對于我們對于權威的態(tài)度應該表示懷疑，正如對待烏托邦的態(tài)度一樣，更不要說對待天堂和地獄的態(tài)度了。其他的目標應該包括具有通過歷史學家的眼光看待現(xiàn)在的能力，從活人的眼光看待過去的能力，用國際主義者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文化和語言的能力。換句話說，一個人在“贊同”這個呼吁的排名中的位置越高，他對于“知識分子”的稱號就越感到懷疑和不安。

　　譯自：“How to be a public intellectual?”by Christopher Hitchens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1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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