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大學人文精神的淪喪

　　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梁惠王下》）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的那句大家耳熟能詳?shù)拿�言，就是由這句話變化而來的。大學精神主要是靠大學師生，特別是教授們承載與傳揚的。教授應是有著孟子倡導的浩然正氣的大丈夫。然而，今天所謂大學教授已發(fā)生了蛻變，不再是社會良心的代表，對官府、習見與流俗不具有反省與批判精神，而且教授在學校內(nèi)的地位下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這正應了孟子的那句話“下喬木而入于幽谷”（《孟子·滕文公上》）。

　　首先，我們討論教授在校內(nèi)外地位與作用下降的原因。我想無非是三條：一是科層式、衙門化的管理體制，二是工具理性的評價體系或機制，三是名利誘感。

　　教育經(jīng)費來源的單一與權力壟斷，使各校不得不俯首稱臣并取悅或爭寵于最高或地方教育首腦機關。同理，各院系、學科、學者也不得不俯首稱臣并取悅或爭寵于校方。管理機構疊床架屋，各級教育機關與官吏多如牛毛。在目前的這種體制下，學校自身亦變成了官場衙門，教師成了各級領導治下的齒輪與螺絲釘。各級領導人的話都是圣旨，不管這話符不符合教育規(guī)律，都必須立馬執(zhí)行。政出多門，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著教師，談什么獨立人格、自由精神，那都是空話。一旦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變成客體、工具，一旦教學、科研、人才培養(yǎng)等，連具體做法，連怎么講課怎么做研究都只能聽命于各級領導（他們都是內(nèi)行，老師反成了外行），并圍著領導轉(zhuǎn)，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大學精神。教授會、學生會形同虛設，只是擺設或工具。學校權力機構無需得到教授會、學生會及學校其它力量的制衡。長官意志凌駕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

　　與前述管理體制相聯(lián)系的是評價機制。無論是對學校、院系，還是對學科，抑或?qū)�學者個人，現(xiàn)行官私評價體系與評價本身就是緊箍咒�，F(xiàn)行管理體制與評價機制之下，只能按一種模式辦學，所有大學、學科都不可能有自身特色，也只需一種模式的人才，所有學者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個性特色。當今的評價機制或體系，所有標準，已經(jīng)無關乎教書育人、學術研究的本身及其真實性。真正的學者本不會太在意官私機構的很多評比、評獎、評估、排名之類，因為其中大有文章，多屬不良競爭，不能反映實際水平。但學校、院系、學科與教師本人如不理睬這些檢查、評比，如不爭上各類項目、課題、學位點或名目繁多的“工程”“重點”“精品”或“跨越或進入新世紀”的“人才”或這“山”那“河”的“學者”“教授”等，其發(fā)展就會被耽誤或受到限制，甚至會被淘汰出局。馬太效應，有的越有，沒有的越?jīng)]有，使所有的學校、院系、學科與教師不能不拉關系、走門子，巧鉆營，只在填表、評比上下功夫，因為也實在沒有時間、精力具體下工夫于教學、科研。而學校與院系工作，不能不以應付各類評比、檢查、考核為綱。填表成了教師們的日常工作，幾乎每天都有表要填，有的一個表加上附件足有幾十頁，甚至近百頁。文牘主義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在教育部！工科思維籠罩一切，所有學科都只能按工科的法子辦。文科中也是以社會科學壓倒一切，人文學科已非常萎縮，被邊緣化。一切都要考核，按以上標準計量、計算、計較。

　　教育的產(chǎn)業(yè)化或變相的產(chǎn)業(yè)化，創(chuàng)收壓力，賣文憑與變相的賣文憑，辦學經(jīng)費不足的壓力與限制，是大學風氣變壞和大學精神淪喪的重要原因。管理體制與評價機制，部分源于這一壓力。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逼良為娼”。

　　與前述科層式的管理與工具性的評價機制相聯(lián)系的是功名利祿的誘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整肅或打壓，主要被物質(zhì)主義的利誘或“二桃三士”所取代。前述管理、評價機制中講到名目繁多的評比，一切都要計量等，這都與教師們的經(jīng)濟利益一一掛鉤。這種管理方式、評價體系與金元掛帥、名利誘惑，閹割了大學精神，妨礙了教師的自由精神的培養(yǎng)與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中青年學者對學校里的各種官位、職位趨之若騖，都希望兼任某部長、處長、院長等，當然有真心誠意為大家服務的，但很少，這種趨勢也折射出校內(nèi)官員與教授相比的優(yōu)先性。功利至上，名譽地位金錢的誘惑，造成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今天的大學教授們已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不代表社會良心，沒有反省與批判精神，只是官家與大眾文化的跟屁蟲。教授日漸委瑣，對學生的身教言教便可想而知。以上三點也是大學人文精神淪喪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們來看大學的人文教育。大學人文教育被政治教育取代或成為附庸，又被專業(yè)教育擠壓或掩蔽。我多次說過，除了分科壁壘分明的毛病影響人文教育之外，中國大學即使現(xiàn)在有了通識課程，其毛病與文科各專業(yè)教育一樣，仍是原理、概論、通史之類的課程太多，東西方原著經(jīng)典導讀的課程太少。古今中外的文化經(jīng)典具有深長久遠的滋潤作用，給人以創(chuàng)造性的和不斷反芻的精神空間，是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希臘藝術、史詩或莎士比亞的價值是超越時空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那是一種規(guī)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同樣的，各民族前現(xiàn)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倫理、歷史等經(jīng)典，西方近現(xiàn)代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等經(jīng)典，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問題是我們的學生不會讀書，不會讀原典。這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只是讓學生去讀或聽那些三轉(zhuǎn)手、四轉(zhuǎn)手的或拼湊的教材。概論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東西方人文傳統(tǒng)和不相信師生們能讀懂、能分析與理解原著經(jīng)典為前提的。上世紀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lián)以來，中國大陸的大學習慣于硬性地、填鴨式地喂養(yǎng)學生，養(yǎng)成學生學習的被動、怠惰，特別是思想的懶惰。長此以往，就喪失了原創(chuàng)性與思想的能力，只會人云亦云。

　　人文教育面臨來自現(xiàn)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時風的挑戰(zhàn)與壓力。由于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片面地膨脹科技知識與過早地分科，使大學教育對象的東西方人文素養(yǎng)十分薄弱，特別是傳統(tǒng)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之修養(yǎng)十分欠缺。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資源的發(fā)掘、傳承、參與、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的工作尤顯重要。中國大中小學生理應接受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最起碼的教育，例如修習《四書》及《老子》、《莊子》、《左傳》、《史記》、《漢書》、《詩經(jīng)》、《楚辭》等等經(jīng)典及古代其它的詩詞歌賦、棋琴書畫等�！端臅�》（《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理當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飽含中華民族基本的價值理念與做人、做事的依據(jù)，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其中的仁愛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而寶貴的精神財富�！端臅�》理應進入國民教育體系，進入人生觀形成關鍵期的初中生的課堂。我們目前的大學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難以彌補我們的學生從兒童、少年到青年應當受到的博雅的教育、人性的養(yǎng)育，難以培育國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源感與認同感。

　　由于以上原因，加上社會與校園文化的功利化、低俗化，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工作的種種弊病，使得大學培養(yǎng)的各層次學生，從人生信念、境界、趣味、人品、精神風貌等各方面來看，不可能給社會傳達或釋放出人文精神及其信息。

　　最后，我們再來看大學校園的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前面提到了，我這里說的是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F(xiàn)在各地建設的大學城，各校的新校區(qū)等，基本上是水泥森林，完全沒有自然山水，加上師生脫節(jié)（現(xiàn)代教育的弊病之一本來就有師生分離，而大學城、新校區(qū)使這種脫離更甚），這對學生單調(diào)的生活無異于雪上加霜。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寡頭的人主主義不同，不與宗教、自然、科學相對立。古代官私學堂的建構，充分體現(xiàn)了“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理念，學生涵泳于其間，養(yǎng)育出來的心胸、氣質(zhì)當然也不一樣。

　　古代官學與私學的優(yōu)長不僅如此，還有教授的地位，師生的互動，啟發(fā)式教育等，限于篇幅，不能贅述。

　　我在十五年前就說過，大學人文精神在官商夾擊之下日見喪失。這十五年來，可以說變本加厲。我與同道一起，知其不可而為之，希冀改善這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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