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范跑跑的社會學意義

　　我不大贊成用“跑跑”、“跳跳”來諧稱范美忠、郭松民二先生。不過既然試圖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一事件，“范跑跑”、“郭跳跳”的稱呼已經(jīng)成為社會現(xiàn)象，所以不妨從客觀存在角度上使用它們。

　　本來沒有打算對跑跑事件說三道四，我自己也有很長時間不寫這類文章了。但是看到這件在我看來本來是非界限很清楚的事件居然越來越發(fā)酵，越來越搞笑，不由深思它后面的背景與意義，覺得似乎有必要插幾句話。

　　一、范跑跑輸在無良贏在真誠

　　關于范跑跑事件本身的性質，并不需要太多的爭論。所有的人，只要做一個假設：“如果我的孩子是范跑跑老師的學生”，那么，對“跑跑”行為的態(tài)度就會明晰而堅定。倘若真要我做一個觀點上的歸納，那么，我可以說，范跑跑輸在了做人與做教師兩個方面的起碼道德要求上：作為一個普通人，他是學生的長者，應當有惻隱之心和婦孺優(yōu)先的準則，當危難來臨時，讓幼者先逃生；
作為一個教師，他應當有職業(yè)道德，當危難來臨時，讓學生先逃生。在這兩方面，范跑跑都不合格。

　　如果我是學生家長，我會堅決要求校方辭退這位老師，而不管他平時課教得是多么好，與學生關系是多么融洽，也不管自己的孩子即使在發(fā)生了跑跑事件后，對他仍然留戀。如果我是學校校長，我也會毫不遲疑地這樣做。重要的問題在于：這樣的老師為孩子樹立了一個什么樣的做人榜樣？而一個學校，首先的任務是育人以德，一個家長，首先的任務是教子為善。雖然以后這個學校所在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大可能發(fā)生強地震了，跑跑事件也不會重演，因而它不會再次造成對學生生命的危害，但是，僅僅是這一次，他就已經(jīng)對孩子的心靈發(fā)育帶來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如果發(fā)生了這種事情而不能堅決辭退跑跑先生，那么這種負面影響將會長久留存于孩子的心中，甚至放大它的作用。如果這個學校不辭退跑跑老師，那么它告訴社會和學生家長的，就是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我們重視老師的才能，甚于學生的生命。如果你是一個學生家長，你還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這所學校就讀么？

　　但是范跑跑先生并不是沒有優(yōu)點的。他后來的表現(xiàn)，讓他贏了分。這就是他的真誠。所謂真誠，就是范跑跑敢于真實而毫不虛飾地說出他跑跑的動機與理由，并且毫不臉紅地、甚至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

　　有些衛(wèi)道士對范跑跑先跑后辯的無恥與無良滿腔怒火。有一些人說，你跑就跑了，但別說啊，你不說，這件事不就結束了嗎？你不但說，而且還大肆地宣揚，把拉在褲子里的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地向世人公開，“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么不要臉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說，真正讓范跑跑贏得世人同情與肯定的，恰恰是這后一點。

　　跑跑先生本來做了一件錯事，但他自己以為不錯，不但坦然地、如實地公開，而且認真地、自認無辜地為自己辯護。這也算真誠吧。

　　真誠是具有道德價值的。就跑跑事件而言，真誠的道德價值起碼是大于偽善。從某種意義上說，范跑跑事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王朔“痞子”文學現(xiàn)象的一個翻版。當時，王蒙先生為王朔這種“無恥者無畏”、“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現(xiàn)象辯護說，較之那些馬列主義老太太，較之那些虛幻的崇高，較之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善者來說，王朔的真誠有它的社會價值和進步意義。

　　雖然后來的社會發(fā)展證明，王朔和王蒙這種所謂的“躲避崇高”，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了多么大的消極作用。但是，無論是當年的“我是流氓我怕誰”，還是今天的“我就先跑我沒錯”，當這種匪夷所思的言行居然引起社會如此大的同響時，它顯現(xiàn)于我們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文化背景：偽善，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的弊病。在一個道德或者理想的宣傳、教化、灌輸極其強化但是言之者與自己的行為完全背離，當這種社會統(tǒng)治集團在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行為的方方面面都在向人們表明它的虛偽之時，人們對于這種偽善的厭惡，對真誠的渴望，可能會導致另一個極端：與其你自私而偽善，還不如我自私而真誠。寧做真小人，勿為偽君子，真小人勝過偽君子。

　　范跑跑的出現(xiàn)并不奇怪，它是我們這個社會這么多年來必然造就的一種人物類型。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當王朔自己都已經(jīng)揚棄當年“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帶著真善美的微笑重出江湖之后，范跑跑并非首創(chuàng)的粉墨登場會讓社會看臺上再度爆發(fā)出當年王蒙們的熱烈掌聲。悲哀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盡管時間過去了近20年，盡管社會對道德重建在認識和行動上已經(jīng)達成了高度的一致，但是偽善仍然是這個國家在社會學意義上的主流。

　　韓德強教授曾經(jīng)說中國社會現(xiàn)在是流氓化，其實他是高估了。如果真是流氓化，那問題倒還簡單，因為同質社會的治理是最容易的。真實的社會場景是流氓多了，偽善者更多。

　　二、中國社會的利益化

　　范跑跑事件告訴我們：許多人寧可接受不要臉的真誠，而痛恨要臉的偽善。

　　真小人與偽君子的相同處，就是他們都缺德。不同之處，則是偽君子們多了一個道德的面具。從他們的相同處而言，其缺德的背后，或者說實質，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扭曲的社會現(xiàn)象后必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當我們追索為什么我們這個社會真小人或偽君子如此之多時，就會毫不困難地看到它背后的人欲橫流、道德淪喪的中國社會圖景。

　　當我們進一步觀察中國的真小人和偽君子的時候，首先我們看到，從時間上看，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了真小人，也在原來已有的偽君子的狀態(tài)下，又生成了一大批新的、帶有時代各種特征的偽君子。其次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類型人物的出現(xiàn)也是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點的。所謂相同之處，就是這兩類人物，都是在當時宣傳“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導向后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所謂不同之點，就是在下層人群，可以赤裸裸地宣揚并實踐動物化生存，而在治國者集團，雖然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與能量大了不知多少倍，但總還要打出道德化的各種旗號。當然執(zhí)政集團中的許多人是真誠地愿意實踐這些道德口號的，但總體說來，當權者結成利益集團、以強權謀取私利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并且這種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

　　范跑跑事件提醒我們注意的，正是在這種社會現(xiàn)象后面的社會根源，以及我們應當如何改善我們的社會狀態(tài)。

　　人活一張臉。人的臉和屁股當然有區(qū)別，但人的臉有時也會是騙人的，或者需要騙人。當需要騙人時，如果自己這張臉的功夫不夠，那就需要假面具。不過，作為執(zhí)政黨和政府，最好少來一點假面具，少來一點虛偽。當臺灣人民通過選票拋棄陳水扁當局的時候，作為人民，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如此人格分裂的領導人和政府，使得父母無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一種理論或者一種宣傳，當宣傳者自己都不相信，并在實踐中表現(xiàn)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的時候，你又怎么指望你的受眾相信，并跟著你走。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一個政黨，一個政府，言和行不一致的時候，正是它走下坡路的開始。

　　不過從道德上對執(zhí)政黨和政府提出言行一致的要求是一回事，如何做到這一點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幾千年來的一種困惑或無奈：雖然道德的提倡與教化是人區(qū)別于動物并且是保持人類整體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選擇，但是建立于人性善基礎上的德政與仁政從來沒有真正實現(xiàn)過，而人類真正能夠達到道德化生存最高水平的制度是民主制度，它卻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

　　范跑跑現(xiàn)象的社會積極意義就在于，它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一個恰當?shù)闹贫劝才�，社會大眾中的真小人群體和強權階層中的偽君子群體和他們的行為都不會最小化（后一種社會危害性更大），社會整體利益將繼續(xù)受到剝蝕和侵害。當然，在這種社會背景的角斗場上，它還會給我們提供一點娛樂：大義凜然的郭跳跳先生，甚至不是痞氣十足的范跑跑先生的對手。從其娛樂性看，我個人覺得，它比奧運圣火傳遞吸引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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