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羅素中國之行的歷史反思

　　羅素在當時批評西方文化而贊美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帶著優(yōu)越感來侵略和奴役中國。而且他確實對“少年中國”寄以厚望，希望他們帶領(lǐng)中國人不僅迅速地實現(xiàn)中國的獨立和現(xiàn)代化，而且將西方文明的活力與中國文化的某些優(yōu)秀品質(zhì)、特別是道家那種“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奧妙境界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造一種既有效率而又瀟灑飄逸的人類新文明。

　　筆者研究羅素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正如筆者在《羅素與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精神財富對自由心靈的魅力永遠也不會消退”。羅素是大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和思想家，在數(shù)學、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等思想和知識領(lǐng)域都甚有建樹，他關(guān)于數(shù)理邏輯的著作達到了“人類智力的極限”，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稱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而同時又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也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典范，終生保持著剛直不阿的獨立品格、飽滿旺盛的批判精神、謙虛謹慎的懷疑態(tài)度，以天下為懷、以蒼生為念，滿懷激情地參加社會公共事務、特別是關(guān)系國計民生的政治，帶著劍膽琴心不遺余力地為社會正義及弱勢群體仗義直言。

　　但是，羅素不是“東方不敗”，到了東方便不盡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國之行，是一次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的酸楚經(jīng)歷。他乘興而來，因為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野蠻廝殺中對“西方文明”感到絕望，以政府嘉賓的身份對蘇俄一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也使他感到困惑，他因而熱望能夠從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中學到拯救“西方文明”的某種智慧。他敗興而歸，情由頗為復雜。這絕不是因為他行非其時。恰恰相反，他應邀到中國講學的“五四時期”，既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也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在這黃金般的“五四時期”，古今中外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奔騰咆哮；
社會的思想觀念像風馳電掣般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人們以極為開放的心靈像海納百川一樣吮吸新知。羅素的酸楚也不是因為東道主對他的行程安排不周。發(fā)函邀請羅素來華講學的是尚志學會、新學會、北京大學、中國公學四個團體，后由1920年9月專門成立的“講學社”具體安排，主事的是梁啟超、蔡元培、蔣夢麟等學界泰斗。羅素曾游歷上海、杭州、南京、長沙等地并發(fā)表演說，但主要的講學活動則安排在位居全國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講的是《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會結(jié)構(gòu)學》和《數(shù)學邏輯》五個系列講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講的題目則包括《社會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愛因斯坦引力新說》、《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和《中國到自由之路》(臨別贈言)等。羅素得到的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聽眾，而且無論是他的公開演講還是專題講學，都在當時中國的報刊上廣為宣傳。東道主給他的待遇也相當優(yōu)厚，負責他的所有旅差費、給他配了專門翻譯(趙元任)，給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講學期間能夠租住一所寬敞的四合院并雇用專門的廚師、車夫和家僮。

　　羅素的酸楚主要是因為知音難尋及方方面面對他的誤解。羅素在他自己的國家是被政府視為激進的危險人物來打壓的，旅華期間則一直被新知識界部分人士作為保守人物來攻擊。而且，當最初的新鮮和興奮過去之后，羅素本人也很快喪失了原來的激情。他在給幾位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北京氣候的惡劣、抱怨人文環(huán)境的冷酷、抱怨他的中國聽眾沒有足夠的知識積累來與他進行高層次的交流以砥礪學問。

　　的確，羅素那種縝密的邏輯論證方式，那種典型的英國式懷疑精神和實證主義氣質(zhì)，那種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的大徹大悟，那種站在全人類立場上思考東西文化的普世主義文化觀，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曲高和寡。

　　羅素當時探討和談論東西文化問題，有三個相輔相成的目標。第一，必須讓西方人痛切地認識到西方文化陷入了深重的危機，找不到正確的因應之道，便會面臨滅頂之災；
第二，必須讓西方列強立刻終止對中國的侵略和奴役，使中國能夠獲得完全的獨立并保存自己的文化；
第三，必須讓先進的中國人確立信心，與西方同道一道追尋和建設適合于全人類文明的新文化。因而，羅素在當時批評西方文化而贊美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帶著優(yōu)越感來侵略和奴役中國。而且他確實對“少年中國”寄以厚望，希望他們帶領(lǐng)中國人不僅迅速地實現(xiàn)中國的獨立和現(xiàn)代化，而且將西方文明的活力與中國文化的某些優(yōu)秀品質(zhì)、特別是道家那種“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奧妙境界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造一種既有效率而又瀟灑飄逸的人類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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