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旭：“軟實力”要靠“軟能力”來實現

　　閻學通教授關于“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的論述、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軟實力”這一重要概念，而且更有助于我們理順在強國復興之路上，如何正確積累和合理運用“軟實力”的方針策略。從眼前的形勢看，貼有“中國制造”標簽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正因為一連串的“質量問題”而經歷著一場整體形象危機；
從中期看，明年在北京召開的奧運會，不僅為我國在新世紀積累“軟實力”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更是對我們“軟實力”運用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
從長遠看，無論是國家統(tǒng)一、民族富強，還是和諧世界、文明復興，無不要求我們熟稔和掌握軟硬實力的內涵外延，以便運籌帷幄，厚積薄發(fā)。

　　“軟實力”不是“操作能力”

　　閻學通教授把軟實力劃分為“政治實力”和“文化實力”兩個構成要素，并進而強調“政治實力是國家運用其全部資源的操作能力，而文化實力是指可以被國家運用的文化資源”。這種“政治”、“文化”的簡單二分法，雖然和約瑟夫•奈原本關于“軟實力”的概念界定，不盡相符；
但為了探討的方便計，倒也無傷大體。但是，此處關于“政治實力”是“操作能力”而“文化實力”是“文化資源”的概括，卻混淆了“軟實力”的構成基礎和實施效果之間的區(qū)別，導致了閻文在后面邏輯論證上的循環(huán)和矛盾。

　　簡而言之，國家“軟實力”就如同一個人的名望聲譽，是一個國家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政策公信力在全世界國家、民眾范圍內的長期和縱合性的反映。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積累的“軟實力”，正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口碑”“聲望”一樣。在這里，“軟實力”不是指某個國家政治制訂執(zhí)行者主觀的操縱意愿和操作能力，而是指在世界輿論的公共空間內，一個國家所享有的被追隨、被愛戴、以致被諒解的道義和民意基礎。這是一種“民望”、“公論”，是一種虛擬存在的如鏡中花、水中月一般的影像。正因其不可捉摸而又似乎無處不在，所以稱其為“軟”實力。因此，即便是有所謂的“政治實力”一說，它也是和其他諸如文化、傳統(tǒng)、宗教、價值觀等“軟實力”構成要件一樣，平等存在，都是要放在世界民意的天平上接受檢驗的。因此，絕不存在什么“政治實力是運用文化、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操作性實力，沒有了政治實力，任何資源性的實力都不能發(fā)揮作用”這種情況的。在很多時候，“軟實力”甚至可以超越任何政治政策和意識形態(tài)而單獨存在。比如，國際紅十字會和“綠色和平組織”等等非政府機構都是非政治化的組織，但它們卻在世界范圍內享有極高的“軟實力”和道德感召力。梵帝岡教廷可以公開反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而即便如此，也不見得會因此喪失其在美國信徒中的“軟實力”權威。由此可見，“軟實力”的根基不是什么“政治操作能力”，而是一個國家和組織所代表的文化，所堅守的理念和所執(zhí)行的政策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將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分為“政治實力”和“文化實力”兩部分，看似簡單明了， 實際上這種劃分本身，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且不說政治和文化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清晰劃定界限；
就算是理清楚了，在具體的政策實施和戰(zhàn)略謀劃上，如果過分厚此薄彼，反而是畫地為牢，自縛手腳。更何況，嚴格地說，“操作能力”和“文化資源”本來就屬于不同范疇的兩個概念，根本不能并列成為“軟實力”的構成要素。

　　用好“軟實力”需要“軟能力”

　　其實，閻教授所一再強調的“政治實力”，可以更準確地概括為一種操作和運用軟硬實力的“軟能力”�！败浤芰Α辈煌�于“軟實力”；
“軟實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資源，而“軟能力”則是一種主觀能動的操作力。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往往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鑄就；
而其“軟能力”，則更多體現在一定階段時期內政策制訂執(zhí)行者的能力、素質和個人魅力上。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強，不等于其執(zhí)政者的“軟能力”也強；
反之亦然，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弱，不等于其“軟能力”也弱。即便有再強的“軟實力”積累，如果具體政策制訂和執(zhí)行者的操作能力不行，也可能會前功盡棄，甚至毀于一旦。布什政府目前深陷在伊拉克泥潭中的窘境，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國國內同仇敵愾，世界民意同聲反恐，天時地利人和俱全，美國所擁有的“軟實力”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后，布什政府濫用了人民發(fā)自內心的同情和支持，一意孤行，編造借口入侵伊拉克。雖然其強大的軍事優(yōu)勢保證了初期的勝利，但其“軟能力”的不足，在隨后的一連串舉措中表露無遺：從解散伊拉克國民軍，到禁止其他國家參與重建；
從阿布加比虐囚丑聞，到以暴易暴濫殺無辜。短短四年時間，布什政府低劣的“軟能力”，使美國前幾屆甚至幾十屆政府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軟實力”大打折扣。

　　同理，雖然自身的“軟實力”積累不夠，如果執(zhí)政者的決策和應對得體，則可以將勤補拙，化險為夷。象我們民間故事中所熟悉的，諸葛亮的舌戰(zhàn)群儒，空城計，草船借箭等等，其實都是這種“軟能力”的體現。在我國現代外交史上，象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展現出的大國風范，70年代為消融中美關系堅冰而巧設的“乒乓外交”，也都是借助“軟能力”，創(chuàng)造性地化解危機、謀求戰(zhàn)略利益的經典案例。9/11以后，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巴基斯坦總統(tǒng)穆沙拉夫將軍審時度勢，采取有限度親美的政策調整，及時化解了危機。而且，在2006年訪美時，他不僅安排接受了很多主流媒體的采訪，還主動到美國收視率很高的直播搞笑新聞節(jié)目“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上，與主持人侃侃而談，邊開玩笑邊促銷自己的傳記。所有這些，雖不可能馬上提高巴基斯坦在美國或是西方世界中的“軟實力”儲備，但其游刃有余的應變能力，無疑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國家現有的資源和實力。

　　“軟實力”的提升，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很多時候更是不以操作者單方面意志為轉移的；
如同聲望名譽一樣，它有著其滯后性、長期性、和慣性的內在特征。比較而言，“軟能力”則是可以在短期內補充、培訓和提高的；
如果應用得當，可以迅速彌補“軟實力”的不足。其實，根據我國目前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在理解分析“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更重要的倒是要掌握如何積累和運用“軟實力”的“軟能力”。

　　我國的“軟能力”面臨重大考驗

　　了解了“軟實力”和“軟能力”的不同，有助于我們在具體的政策制訂和執(zhí)行上，既要作好長期積累“軟實力”的戰(zhàn)略打算，也必須明確“軟能力”培養(yǎng)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此來研判，一方面，我們絕不能高估中國“軟實力”的儲備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更不能低估因為自身“軟能力”的不足而可能造成的長期損失。

　　從“軟實力”儲備的層面來衡量，我國其實也屬于發(fā)展中國家。雖然過去幾十年提升得很快，但總體的底子還很薄，基礎并不牢靠；
更何況很多時候，辛辛苦苦積累的“軟實力”，往往因為“軟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前功盡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全球信息市場一體化、“地球村”民意逐漸成形的大背景下，“跨國公眾外交”和“政府形象公關”已經是每個國家政策制訂和執(zhí)行者的必修課。如何更好的利用現代媒介，應用傳播學原理，推進國家政府形象，展現危機公關技巧，以便在世界范圍內把控和引導輿論，是擺在我們面前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近半年來，標有“中國制造”的產品因為各種質量問題，在世界市場上遭受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形象危機”。追究事件的起源，除去某些國家故意刁難中國的因素不談，這些負面新聞既反映出我們在產品質量監(jiān)管方面的漏洞，更是我們危機管理“軟能力”不足的一次集中惡性反應。比如說，危機公關中有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突發(fā)負面事件本身很少成為真正的危機，而對突發(fā)事件的錯誤應對往往成為最終的危機。另外，危機出現后最初的24小時，被稱為是危機公關的“道德窗口”。公眾對于危機處理者道德誠意的判斷，都集中在這短短的時間段內。機會一旦失去，不僅很難挽回，而且以后的任何彌補措施，哪怕再用心嚴厲，都會顯得欲蓋彌彰、毫無誠意。以所謂的“毒牙膏”事件為例，在接到國外媒體的報導后，我們最初的官方反應，恰恰忽視了誰是整個事件的核心受眾和第一“利益相關者”:那不是美國政府或監(jiān)管機構，不是美國媒體，更不是少數反華勢力團體，而是普通的美國消費者。我們義正辭嚴的外交解釋，通過國外媒體的放大處理，在一般消費者看來，既顯得蒼白刻板，又顯得不近人情；
這種反應從方式到內容，都破壞了公眾進行善意推斷的良好氛圍，為某些媒體的推波助瀾準備了民意基礎。雖然我們有關部門隨后明令禁止二甘醇的使用，但與初期的第一反應相比，顯得前倨后恭，出爾反爾；
不僅授人以柄，而且進退失據。這種通過多種媒體與不同國家受眾直接交流并傳達善意信息的能力，是“軟能力”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

　　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低估美國“軟實力”的儲備基礎和恢復能力。一段時間以來，因為美國身陷伊拉克戰(zhàn)爭泥潭，關于美國“軟實力”今不如昔的看法大行其道；
各國新鮮出爐的民意調查也無不驗證了這一看法。比較而言，說美國現在的“軟實力”每況愈下，這點確實不假；
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種“軟實力”的失血，很多是源于布什政府在“軟能力”操作層面上不足而造成的短期現象。只要一個國家的文化基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所具有的感召力未變，即使短期的政策失敗或是失道，可能會造成“軟實力”的消耗，但這并不等于“軟實力”的永久折損。歷史證明，一旦錯誤的政策被更正，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會迅速恢復。在越戰(zhàn)后期，不僅美國國內的反戰(zhàn)情緒日趨白熱化，而且“反美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也達到空前的高點；
隨之而來的“水門事件”更是使美國政府聲名掃地。但在福特、卡特、里根等幾任總統(tǒng)的努力下，美國政治、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都迅速恢復�？梢韵胍�，雖然現在布什政府因為伊拉克戰(zhàn)爭而內外交困，天怒人怨，但是，如果下一任政府改弦易轍，美國的“軟實力”很可能會迅速反彈。

　　這一次波及全球的對于“中國制造”產品的圍攻，既發(fā)端自美國，又基本為美國政客、媒體所主導。幾番交鋒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世界范圍內保有的“軟實力”和媒介調動力仍強大到足夠引領主流輿論；
不說能顛倒黑白，也足可指鹿為馬。在這種話語權和解釋權本來就不平衡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閃光燈面前的“軟能力”不盡如人意，又閉門造車、患得患失，不主動與國外媒介溝通解釋，那么等于把世界民意這塊重要陣地完全拱手相讓了。美國政治學教授薩謬爾•亨廷頓把后冷戰(zhàn)時期占有主導地位的強權對抗歸結為“文明的沖突”；
其實，不管是文明的沖突，還是宗教的沖突，或是利益的沖突，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這種沖突更多的表現形式恰恰是“印象的沖突”“媒體的沖突”和“話語權的沖突”。傳統(tǒng)的中國處世之道，推崇“酒香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等等的超脫和清高。而放在如今“信息戰(zhàn)”“形象戰(zhàn)”的大框架下來衡量，這種笑罵隨人的態(tài)度其實是迂腐而不可取的。同理，一味地態(tài)度強硬，指責別人的動機，雖然政治上顯得正確，實際上最容易與人口實，在公眾輿論的道德天平上失分。凡此種種，其實都反映了我們的“軟能力”，特別是在政治傳播和公眾外交上的“軟能力”還有待提高。

　　我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一是“軟實力”的積累，一是“軟實力”的運用；
其實都是涉及“軟能力”的問題。如何塑造良好值得信賴的國家形象，如何成功高效處理國際事件，如何應對各種國際危機，考驗的正是我們各個部門政策制訂者和具體操作人員的“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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