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爾夢著,耿昇,譯：王大海及其《海島逸志》

　　我們今天很難知道，18世紀時涌向南洋海島諸港口的中國南方省份的商人，是怎樣獲得他們的實踐經(jīng)驗的。1748年，李實曾希望做為《閩志》之附錄而為這些"海島"寫一紀。他苦澀地抱怨，無法從他曾詢問過那些人處獲得資料。他直至竟然聲稱："而貿(mào)易之徒，率重利少文，語焉不詳，心竊恨之。" 約40載之后，另一位閩籍文人劉希程同樣也抱怨說，其同胞中那些"其相通而貿(mào)販其地者，第思射利而不知書，既無心志之，亦不能志，是以難也"。

　　非常幸運，在步商人們的后塵的航跡中，也加入了幾名文人，他們出發(fā)將去向其居身海外的同胞中尋求服賤役雜庸的機會，以償舊債。這就是諸如程遜我(字日炌，1709-1747年)和王大海。此二人的原籍均為福建漳州府的漳浦，他們?nèi)ハ蜃ν鄣娜A人豪門富戶子弟施教。前者于1729-1736年間居住在噶喇吧(Kelapa，即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一名原籍其縣的高級官吏蔡新(1707一1799年)所紀一篇短文，叫作《噶喇吧紀略》，此文僅于其死后才刊行。后者(王大海)曾相繼客居于巴達維亞《吧城，Batavia)、三寶垅(Semarang)和北膠浪(北加浪岸，Pekalongan)，于1783-1793年之間長達l0年之久。他于1791年寫成一部論著，叫做《海島逸志》，首次付梓刊行于1806年。

　　我們對這兩位作者的生平所知甚少。至少程遜我，他于1744年成功地在鄉(xiāng)試中及第中舉，故可以在《漳州府志》(1877年)的《選舉》卷所列舉子之中找到他的名字。至于王大海，他似乎是繼應試(未明確指出哪一種考試，可能為鄉(xiāng)試)不第之后泛海至爪哇。由于其名未出現(xiàn)在這部府志的任何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由此而得出結論認為，或者是他不愿意再度投考應試，或者是再次不第而名落孫山�；貒�后，他似乎又重新開始教書。他有些頗有造詣的文人為"同學弟"。如李威，此人于1778年中"進士"，于晚年又返回漳州在丹霞書院(創(chuàng)建于1737年)中執(zhí)教。

　　程遜我著書于1740年大規(guī)模地屠殺華人之后不久，他對于巴達維亞的生活做了資料很豐富卻又過分樸實無華的闡述，以儒教規(guī)范而同時抨擊了荷蘭統(tǒng)治者和僑領們。據(jù)他認為，華人(唐人)僑領們與荷蘭人勾結而盤剝小民。相反，王大海卻向我們提供了一幅要更加混亂得多的景象，使人洞悉到了華人的價值觀念是怎樣以某種方式與一種外國社會秩序共處的。在他以自己的心愿撰寫的范疇內(nèi)，其記述則特別具有教益。大家將會看到，他零零散散地流露出了某些感想，使人相信他不但幾乎要贊同程遜我的觀點了，同時又毫不猶豫地贊揚這種外國社會秩序。最后，他通過某些已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傳記，來介紹異國社會內(nèi)的一個微縮華人社會。

　　(一)官方記述中的"西洋"和親眼目睹的"西洋"

　　在研究真正的論述之前，首先必須在"西洋"及其派生詞"西洋之地"、"西洋之國"的表述方式上略為多潑費些筆墨。我們的這位作者曾多次使用它們，但不是使用這些術語的近代意義，而是使用了其"南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西南洋"的意義，于此則是沿用了一種至少要追溯到元代的傳統(tǒng)。此外，1891年的版本為避免任何含糊性，則用"西南洋"取代了"西洋"。

　　華夏世界南部從領地中的"海島地區(qū)"

　　"中國政治秩序"的概念在王大海的論述中始終為其背景，而且也完全如同在程遜我的論述中一樣。前者(王大海)于其自序中指出："西洋荒服之國，競化為鄒魯之鄉(xiāng)者，皆被朝德澤，雖遐陬僻壤，莫不感化"""(第XTV頁)。我們于此看到，王大海贊同孟子的理想化觀點。據(jù)此認為，蠻夷可以很容易地被感化，只要將他們置于儒教文化之下就足夠了。其次，他對于程遜我的著作大加發(fā)揮，就如同他也是為了確保其四處奔走活動的正統(tǒng)性一樣。他于其有關巴達維亞的行文開頭處就說："我朝德澤遠被，四夷賓服，不禁通商"(第2頁)。他表面上贊同中國官方的世界觀。但卻又向我們聲稱，他本人將力圖"謹錄所見所聞，及其方土人情，與夫一言一行之可傳者，悉表而出之，以為正人心，扶世道之小補"(第XTV頁)。他在如此重申自己贊同中國體制的"神話"時，將一道可以確保其讀者放心的政治籬笆運用到現(xiàn)實之中時，王大海也如程遜我一樣，在明顯沒有感到任何棘手之處的情況下，將從事對"海島地區(qū)"真實的政治形勢做一種描述，而這種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又與他剛提到的內(nèi)容大相徑庭。

　　荷蘭人實際控制之下的"海島地區(qū)"

　　程遜我于其記述的開頭部分，就試圖對于今雅加達相繼所享有的名稱定位。王大海與之相反，卻有時使用"噶喇吧"(Kela-Gelaba)，有時又使用"吧國"(這是巴達維亞的一種簡稱)等名稱。然而，他清楚地意識到，這兩種名稱涉及到了不同時代。因為他繼首次使用"吧國"之后，又補充說(第2-3頁)："吧園地本爪亞，和蘭設計籠絡，納其租稅，施行號令，設立法度，盤踞海邊之地，微課稅，給文憑，慎出入，嚴盜匪，管束諸夷"。

　　他接著又具體解釋說，這片領土被置于了"總督"(大王)權力的統(tǒng)治之下，爪哇王子們在島內(nèi)實施統(tǒng)治，在未得到荷蘭當局同意的情況下，再也不能委任其官吏了。此外，他還詳細列舉了爪哇和外島的所有地區(qū)，其中某些都被置于了吧國的控制之下。他頗費苦心地具體解釋說，貓厘(巴厘島，Bali)、武敦(布敦島，Buton)和松巴洼(Sumbawa)諸島的居民不依附于他們("不屬和蘭統(tǒng)轄"，"不屬和蘭經(jīng)管"，第66-67頁和78頁)，武吃氏(Bugis)、布吉斯和把實(Pasir，巴塞爾，位于加里曼丹海岸)的居民也不屬荷蘭節(jié)制(第64和75頁)。當講到馬來(無來由)人時，作者指出他們形成了一個人數(shù)眾多的"種類"，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四處散居，尤其是在麻六甲(Malaka，馬六甲)、吉礁(Kedah，吉打)、巴東(Padang，巴東)、望久里(Bengkulu，明古魯)、馬辰(Banjermasin，馬辰)、里罵(Bima，比馬或利馬)、知汶(Timor，帝汶)、把實(Pasir，帕西)。他們多有劫掠，巢穴處于吉利門(Karimun，卡里蒙)、龍牙群島(Ling-ga，林加群島)。有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他具體解釋說，他們的語言馬來語也由"和蘭遵之，以通融華夷，如官音然"(第62頁)。

　　如果他單獨論述萬丹(Banten)史(蘇)丹國(第27-28頁)，那是為了讓人注意，該地區(qū)的居民和國王都喪失了任何自由："爪亞之番，四處星聚，雖有國主，敬畏和蘭，遵循維謹，不敢少懈"。其史丹(爪亞之主)處于山中，所居王府極其壯麗。王府之外，筑一小城。和蘭十二人，夷兵百人居小城中，名曰"護衛(wèi)"，實所以挾制史丹也。其史丹歿，諸子非和蘭之命不得立也"。

　　"我們的作者于此便根據(jù)爪亞(爪哇)人的樸實與和(荷)蘭人的高傲態(tài)度，得出了如下結論(第27-28頁)："爪亞性愚蠢，皆曰彼畏我，所以納我土地之稅。彼敬我，所以設小城，親自護衛(wèi)我。

然爪亞之人，四處上下，來自吧城(Batavia，巴達維亞)、井里漢(Cirebon)、北膠浪(Pekalonga)、三寶城(SemaraAg) 森(Lasem)、竭力石(Gresik、四里貓(Surabaeya)、外南旺(Blam-bangan)、西自柔佛(Johor)、巨港(Palembang)、占卑(Jambi)、覽房(Lampung)等十區(qū)處。皆其種類。眾奚止百萬，和蘭人數(shù)，干不 及其一，大相懸絕也。然而，和蘭沉勇有謀，設計籠絡，以威脅之，以 利誘之，足隊懾服其心，無敢不遵循畏怖。古人尚智不尚力，信夫！" 接著，王大海在研究華人于這些地區(qū)的地位時，最終講到了僑領們的任命問題。其選拔實際上是在兩種水平上進行的。受推舉人首先應屬于商業(yè)精英，獲得其他商人的默許以便能夠向荷蘭人提出其候選人資格。我們下面就看一下王大海是怎樣介紹這一事件的(第4頁)："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而納賄和蘭，其推舉有甲必丹(Capitaine，頭領、首領)、大雷珍蘭(Lieutenant，副手)、武之迷(boedelmeester，孤兒院長)、朱葛礁(Secr6taire，秘書或書記)諸稱呼，俱通稱甲必丹。華人或口角，或毆斗，皆質(zhì)之甲必丹，長揖不跪，自稱晚生。其是非曲直，無不立斷，或拘或打，無容三思"。

稍后不遠處，王大海又向我們提供了一種有關對一名甲必丹就職典禮的描述。據(jù)我所知，這是該時代絕元僅有的一種描述。他無疑曾被允許參加過這種典禮(第19-20頁)。"凡推舉華人為甲必丹者，必申詳其祖家，甲必丹擇吉招集親友門客及鄉(xiāng)里之投契者數(shù)十人。至期，和蘭一人捧字而來，甲必丹及諸人出門迎接。和蘭之人入門，止于庭中，露立開字捧讀。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聰明，事理通曉，推為甲必丹，汝等鄉(xiāng)音以為何如?"諸人齊應曰："甚美甚善。"和蘭俱與諸人握手為禮畢，諸人退，方與甲必丹攜手升階至堂中，疆緒敘賓主禮。"

　　我們的作者對此做出了評論："其籠絡人皆如此類也"。

　　在有關對于官府的評價方面，筆者注意到在程遜我與王大海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前者到處都看到了某些阻礙自由的地方。他在到達噶喇吧時，對于環(huán)澳的踐舟以及巡回的哨艇感到驚訝不已。他在城內(nèi)發(fā)現(xiàn)了于軍衛(wèi)附近存在著站崗的哨兵，而且還補充說："而所歷城池泛地，又皆處處戒嚴，巡察苛細……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則入國向禁，烏得不一一而細稽之耶"(第4頁)。他產(chǎn)生了一種認為"群番兇悍"的印象，必須"劍漸矛炊"，也就是說他生活在不安全之中(譯本第298頁)

　　至于王大海，如果說他也發(fā)現(xiàn)了荷蘭當局對于民眾所實施的森嚴控制，那么他卻記錄下了某些好的方面："水旱來往，皆給文憑，使不得濫相出入，其用法之森嚴，設稅之周密，亦大約可見矣"。相反，他對于他們審理犯罪案件的方式卻不太欣賞(第4-5頁)："惟人命，則不問鄰右而重見證，見證必審訊，斬雞發(fā)誓，方敢花押定案。所以殺人或棄之道路或流之溝洫，皆真而不問，無敢作證也。磋呼，人命至重，竟如此慣憒乎"。

　　然而，盡管具有這種野蠻的政治秩序，王大海仍在這些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魅力，正像我們現(xiàn)在就要看到的那樣。

　　(二)西洋是一個"天堂之地"嗎?

　　當然，華人商賈們也應被納入其中的統(tǒng)治領域并非是不受限制的，但他們一旦定居在那里，似乎也能夠找到很容易地臍身于這個網(wǎng)絡中的手段。王氏將"西洋"描繪成了一個很容易在那里謀求利潤的地區(qū)，那里的自然氣候條件極其溫和，生活安逸而舒適。他甚至在一處還提到："西洋之地，有可愛者，亦有可惜者"(第6頁)。

　　"海島"的迷人之處

　　針對氣候問題，王大海指出："天氣不寒，頻年如夏，百花暢茂， 四季俱開。冬春之際，夜雨朝晴，此時景之艷陽可愛也"(第6頁)。

他對于自己稱之為"夷花"(第153頁)者都做了特別發(fā)揮，諸如"尖指甲"(cempaka，玉蘭花，含笑屬)、"君垅夢"(melati，阿拉伯茉莉花，依蘭香)、"例冒"(kenanga，cananga，夜來香)等。它們都能飄逸出過分沁人心脾的香味。他特別講到了三寶垅(Semarang)的氣候，指出了那里的氣候比吧城更為宜人，因為那里"清涼"("至其天氣，清涼，勝于吧國"。第l9頁)。那里的土地肥沃，無需人下多大辛苦，五谷便會生長(第30頁)："居民雜處山谷間。種田，歲只一收。于春雨后，田水平滿，散粟于田，則自發(fā)生，并無耘鋤犁耙。草萎不生，自然暢茂，一穗數(shù)百粒。故西洋之地，米價平賤。山斜之處，亦可種粟，以錐鑿地，置粟數(shù)粒，及時則善茂。其粟不用磨礱，以長木槽數(shù)人用直杵舂之，脫粟簸出，乃再舂米。其米粒長而軟，內(nèi)地不及也。

　　作者繼續(xù)其比較，他同樣也告訴我們說，瓜哇水果皆美于閩廣(第31頁)。他描述了他發(fā)現(xiàn)味美的當?shù)厮�果，以其馬來文名字相稱，并按照其地區(qū)的讀音而用漢文字為我們提供了其對音詞。這就是"染霧"(jambu，水色香櫻桃，蒲桃)、"紅毛丹"(rambutan，韶子)、"望吃"(manggis，倒捻子)、"絲里喈"(srikaya，番荔枝)、"些六"(salak，沙臘果)、"流連"(durian，榴蓮)、"霧揮"(duku，杜古果)。他簡單地列舉了某些在中國也為人熟悉的水果，它們沒有任何奇特之處。唯有蔬菜稀少又昂貴。據(jù)他認為，"蔬菜倍貴于雞騖。緣米價平賤，人皆不肯竭力灌種也"(第3l頁)。

　　生活環(huán)境似乎同樣也吸引了王大海。當然，他對于荷蘭人和華人住宅的贊賞，要遠遠勝于對爪哇人的住宅的描述(第5頁)："吧城地勢平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居稠密，出鑒光(城市)以外，皆為園地，而和蘭園林相接，聯(lián)絡數(shù)十里，就中樓閣亭臺、橋梁花榭、曲盡精美，殆非人力所及，其窮工極巧，難以筆罄"。

　　如果大家根據(jù)王氏為我們留下的有關北膠浪華人甲必丹花園的描述來作出判斷，那么華人豪門的住宅就并不遜色于荷蘭人的住宅。由于其氣候，北膠浪使人聯(lián)想到了仙境(第23頁)："西向者為甲必丹第。右有一園一所，可三四畝。樹林陰霸，翠色可餐，有亭曰間云亭。甲必丹公余之暇，游息其中。亭之東，百卉俱備，四時長放，永無殘歇，殆有仙從事家景象。南行數(shù)武，有池一方，夾岸垂楊，游魚可數(shù)。池之東，柑園半畝，葡萄一架。園之西，有絲里園(絲里者，老葉也)。兩園相接，界以墻，而巨門通焉。園后家山，椰樹數(shù)十株，亭亭凈直，圍可合抱，其葉類葵扇而長，迎風瑟瑟，不覺令人興離索之感也"。

　　除了論述仿造一個微縮華人社會的花園(酷似由于周邊省份中任職的官吏們于同一時代營造的那些花園)之外，我們的作家也表現(xiàn)得能夠勝任評價土著農(nóng)民。在講到北膠浪(北加浪)的同一座城市市郊的自然風貌時，他提到了夕陽西下的一幅景致。作者認為，它證明了爪哇的景色并不遜色于中國的最美景(第25頁)："浪中山僻之地，不假修飾，自有山高水長，天然景色，至于夕陽在山，漁人返掉，行歌互答，欵乃相聞。有似楚江音節(jié)。河水不深不淺，菱芡縱橫，仿佛蘇杭景象，俯仰之間，皆足以游目騁懷，為會心者獨得其趣耳"。

　　現(xiàn)在我們再回頭來講人類社會。王大海對于形成這些地區(qū)之特征的生活極樂而震驚。他說："余謂西洋，為極樂之地，然必須家無父母，終鮮兄弟，無內(nèi)顧之憂者，方可終為極樂之人"(第2l頁)。他對于其國與海外的幸福觀做了一番比較，這種比較既說明了儒教倫理對于個人的強迫性，又說明了爪哇良好社會的生活方式所代表(對于一名移民來說)的新奇特征(第2l頁)："中華之樂，蓋有禮義廉恥以相維，不能極其欲也。西洋之樂，則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窮奢極欲，以自快其身而已矣"。

　　此外，作者還暗示了另一事實：在西洋，人們更注重吃食與休臥："西洋惟食與臥最重，雖有急事，不即通報，俟其食畢臥起，方敢言及"(第21頁)。商賈們極其侈奢地生活，由女婢、女奴和妻妾們簇擁，她們都要保證商賈們獲得舒適生活，時刻準備為他們扇扇子和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王大海補充說："婢妾持傘障日，羽葆扇風，執(zhí)悅捧盒，而服事于左右者，舉國皆然，無足怪也"(第2l頁)。與中國不同，在西洋很容易找一個女子。王大海完全如同40多年之前的程遜我一樣，同樣也指出：來自中國的華人，做為女婿而受到了高度的好評，而那些誕生于本地區(qū)的華人卻絕無此殊榮。在這后一種情況下，一對蠟燭就足以確保定婚禮，這是無足輕重的(第20頁)。程遜我明確地指出，他曾拒絕向他提議的招贅一事。王大海卻暗示說他娶了妻子，并且舒適地生活，甚至還根據(jù)當?shù)氐姆绞皆谄淦椭�中另有一名西蘭島(Ceram)的黑膚色女仆(第73頁)。我們不知道當他決定返回中國時，她是否隨他而歸。

　　甚至來自中國的僧侶們似乎也被這種舒適安逸的生活所感染。王大海敘述了他與一名行為古怪和出言滑稽的僧佛賓會見的情況。該僧能書善畫，為三寶垅大寺之住持。此人的原籍同樣也為漳浦。他"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有多名男女婢仆。王大海指出："客至喚婢烹茗，誠可笑也。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為奇"。為了戲弄他，王大海贈佛賓一首絕句(第49頁)云：

　　"聞道金仙在此間，

　　禪宗世家競安閑。

　　袈裟自繡閨房里，

　　待客烹茶喚小鬟"。

　　雖然我們的作者很謹慎，但大家仍可以想象，這兩名"老鄉(xiāng)"曾不止一次地相遇，他們的賽詩并不僅限于這些絕句。非常遺憾，王大海在巴達維亞居住期間所吟詩的詩集叫作《洪余詩鈔》(意指在波濤中旅行時所吟的詩句)。他歸國數(shù)年后，曾讓其故友李威吟誦(第12頁)，該詩集似乎不存。

　　像荷蘭人于星期天于花園中設宴或散步，以及爪哇人擁有他們自己的"濃迎(ronggeng)、"丹大"(tandak和"花英"(wayang)的戲劇一樣，華人也聚會于其樓亭之中，以聽音樂、觀看舞蹈表演、打牌，甚至是賦詩。我們于此可以發(fā)現(xiàn)一種當時在中國和特別是在福建省很流行的做法。這類"詩社"提供了朋友之間飲酒的機會。程遜我也指出："怡酒趣，泌詩脾，誠樂事也"(第4頁)，詩社同樣也提供了密切社交聯(lián)系，既討論過去又討論現(xiàn)實事務的機會。然而，這種生活似乎給我們的作者留下了某種遺憾。

　　"海島"中所缺乏的東西

　　王大海非常巧妙地習慣了爪哇文化的多樣性。他不無好奇地關注爪哇文和馬來文等文字(第60一61頁)。他觀察并描述了土著人用削尖的竹片來書寫的筆，歐洲人則用鵝毛管筆(第14l頁)。他未做判斷地指出，在這些地區(qū)存在著一種文化適應的現(xiàn)象。一方面，他提到了"色仔昨"(Serani，指歐亞混血種人或天主教徒)，華人當時呼之為"烏鬼"。他們往往都是葡萄牙人的混血后裔，于城內(nèi)設自己的禮拜寺，可以閱讀和書寫荷蘭文，其屬多從書秘或從營伍。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稱之為息至(Selam，第6l頁)者，他們是同樣亦為混血兒的華人后裔，這些人都是"語番語"和"讀番書"的穆斯林。但由于他本人在文化上仍然是典型的華人(即使說他明顯曾習馬來文也罷，因為其文中充斥著以當?shù)胤窖远�用中文方塊字記音的馬來文詞匯)，他非常遺憾，在那里找不到以資隨心所欲博覽的"諸子百家"著作，也就是古代各大師和百家學派的著作(第6頁)。換言之，王氏抱怨說，那里有關經(jīng)典的教學很不發(fā)達，中國黃金時代的哲學絲毫未能引起移民們的興趣。他對于可以在這些海島中發(fā)現(xiàn)的藏書閣的情況，未向我們提供多少重要內(nèi)容。但是，如果根據(jù)他指出的其巴達維亞(圣墓港)的一名故友耗費大量時間以"工于草書"的事實(第42頁)，那么我們便可以由此而推論出來，這類書的數(shù)量不足，不大容易從中國運來。另外還有一樁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事，他未提及巴達維亞的兩所華人學堂。其中最新的學堂曾叫做民生書院，以紀念漳浦同一名稱的一座書院。哲學家、詩人、畫家和明朝的大忠臣--祖籍本地的黃道周(1585-1646年)在一段時間內(nèi)曾于那里講學。

　　王大海也遺憾地(至少在有關他居住不少于一年的巴達維亞，情況即如此)感到，他沒有任何贊同其思想和可以與之傾吐其感情的朋友。他在北膠浪居住期間，也曾感到過這種孤獨，即使是當他與本地的甲必丹及其朋友們交往時也如此，正如我們于其對花園的回憶中所看到的那樣。

　　如同其時代的中國人一樣，王大海也發(fā)展了對于遠足和游玩的興致。他對于在巴達維亞附近找不到石窟、山洞、以其壯麗或神秘而著名的寺廟感到遺憾，因為無法到那里去散步和消遣(第6頁)。我們確實知道，當時中國的寺廟是最佳宴客之地。

　　有一件事令人相當費解，作者的遺憾未涉及到社會秩序，他似乎未對此提出質(zhì)疑，而僅僅觸及到了其中國知識分子的愿望。大家將會看到，他甚至通過幾個典型人物的傳記之迂回手段，而得以設法證明，中國人的價值觀甚至是非常成功地在一種外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中長期延存下來了。

　　(三)這是海外的一個典型華人社會嗎?

　　王大海于其自序中指出，他曾閱讀過程遜我的記述，而且還贊同此人描寫該地區(qū)的細膩文筆。但他覺得程著在人之感情方面卻講得不完整。事實上，程遜我僅滿足于有關荷蘭人和爪哇人的兩條簡傳，非常奇怪的是對于華人卻只字不提。相反，王大海后來卻專鐘于這些華人，正如他在可能本為在中國出版的方志所寫9條華人傳記證明的那樣，最后一條也就是最不值得贊揚的一條傳記，便是僧佛賓傳，上文已經(jīng)提到過此人了。這些傳記揭示了他觀察這個海外社會的方式，介紹他們順序本身就意味深長。最后，這些傳記似乎可以算在中國所出版的最早的《海外華人名錄》之一。

　　地方守護神

　　王氏以在當?shù)乇簧窕�的兩位英雄人物而開始論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保護移民，同時也保護土著人，"華夷所共欽仰也"(第XIV頁)。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王大海完全和程遜我以及當時的其他中國人一樣，都認為中國與爪哇之間的關系史開始于明代，即隨著鄭和及其待從王三保(王三寶或王景弘)的出使而開始。王大海介紹說，在三寶垅有一個石洞，叫做三保洞(印尼語做‘葛堂巴都’，Gedung Batu)，它被認為是這個時代的"三寶遺跡。它在土著人中被認為是一個"極有靈應"的地方。據(jù)三寶垅華人公館的檔案記載，于1724年舉行了一種儀式并緊接著對石窟做了一次修繕，以謝神的恩澤。事實上，本地最古老的碑刻年月就是雍正二年(1724年)。王大海僅僅指出："每朔望，士女云集，拜禱其處"(第39頁)。

　　王大海告訴我們說，第2位被神化的英雄人物是某一位郭六官(Kwee Lakkwa)。他本為商人，在一個我們無法斷定的時代，當他正在泛海經(jīng)商時，受到了意欲奪取其艙內(nèi)貨物的海盜的襲擊。據(jù)他所言，此人趙海而行并瞬息不見，同時掀起一場風浪，使海盜舟覆和番眾盡死。此人后來便因其非凡業(yè)績而倍受華人崇拜，他們謚其尊號曰澤海真人，立詞以祀焉(第4l頁)。此外，王大海還提到了在北膠浪為澤海真人修建的廟祠(第23頁)。在王大海于爪哇逗留期間，在中爪哇至少還有另外兩座廟祠。其一位于三寶垅，可能建造于1764年左右；
其二位于直葛(Tegal)，大約營造于1760年左右。值得于此提出，郭六官的這段故事也登錄在三寶攏華人公館的檔案中，只有幾處歧異。

　　孝烈兩婦

　　王大海接著又贊揚了吧城的兩位婦女。她們無懈可擊地體現(xiàn)了華夏社會中所要求的婦女的道德。在他的心目中看來，這一切都趨于證明，這些海島地區(qū)的社會已經(jīng)完全開化了。其中的第一個婦女是連捷公之妻。連捷公事實上是甲必丹和富商連富公(Ni Hoekong，約為17lo-1746年)之弟，他本人擁有土地并于1738-1739年間行使武直迷(boedelmeester)的職務。該婦女遭1740年吧國之亂，在盡祭其夫之禮后投江而死，不愿意成為一名已經(jīng)奪占她的權貴之人的妻子(第42頁)。

　　第2名女子是一個"西洋婦"，不知其名，但她是蘇某之妻。蘇某是原籍漳州的經(jīng)商者，歸國之后不久遂卒于家。該女子聞其訃之后，乃子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yǎng)公婆，教其夫之子成人。王大海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嗚呼！婦人節(jié)義，求之中華，尚不多得，況荒服僻壤之地哉！誠令人肅然起敬，磋感不忘也。惜未詳其姓氏為可憾耳耳(第42頁)。

　　以教育婦女而開始"改造"諸番社會的愿望，當時也并非完全是新問題。明永樂皇帝于1404年命禮部裝印萬余卷《烈女傳》，以向諸番地區(qū)頒行時，就已經(jīng)致力于教育南方地區(qū)的女子了。

　　為其省增光的福建人

　　此后接著便是四名男性人物的傳記。他們之中至少有三人原籍為漳州，都曾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表現(xiàn)出了才能和智慧，同時又屬于吧城和三寶垅華人中的高雅之士。

　　作者未確定其社會地位的第一個人，是一個謝絕時務的隱逸。這就是連木生(NiBokseng)，而且其名字也出現(xiàn)在曾于1761年參與修造一處新公墓的施主之列，這就意味著他屬于富裕階級。況且我們還可以假設認為，他與我們上文剛剛提到的甲必丹連捷公(Ni Hoekong)家庭具有親緣關系，定居于吧城至少有兩代了。據(jù)王大海認為(第42-43頁)："連木生，字性停，居于圣墓港之蕉園，謝絕時務，工于草書，喜管弦，能詩善奕，各盡其妙。每禮拜日，賓朋滿座，殆有北海之風。園中草木蒼翠，花果叢茂，垂楊拂水，松柏參天。有樓曰得月樓，有橋曰月橋，有竹林，有魚池，幽隱屈曲，頗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懷灑落，誠當時之隱逸也"。

　　王大海為我們提供了另處一種傳記，它可能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時人怎樣才能同時做為文人和商賈，而且又能不出現(xiàn)多大困難地從一種地位過渡到另外一種地位。這里是指某一位黃井公(Oei Tjekong)，同樣也為漳浦人，曾享有以詩酒自豪之名聲。他在一段時間內(nèi)曾任三寶垅華人的甲必丹(據(jù)其它史料記載，約1754年左右)，因課項未明，竟至囹圄。由于他拒絕控告那些罪犯，所以眾人各斂金而出之。其長子黃綿光(Oei Biankong)本人也經(jīng)商，(他在吧城擁有榨糖廠，于1791-1800年問任甲必丹)，奉井公歸養(yǎng)吧中，筑園于清漪之沼。事實上，黃井公(OeiTjekong)一名也出現(xiàn)在于1761年贊助修造一新公墓的施主之列。井公在這種退隱之中，"日與二三游侶，嘯詠其中以自適"。作者介紹了當?shù)厝说囊环N評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jù)此認為，這種幸福生活的晚年，"人皆以為古厚之報云"(第47-48頁)。事實上，對他的紀念已經(jīng)記載在三寶垅的中文檔案中了，它們針對他也記載了同樣的事實。這就可以使人猜測到，王大海為寫此條傳記而參閱了這批檔案。

　　接著是兩名祖籍漳州的商人的傳記。這就是許芳良(KhouwHongliang)和陳豹卿(Tan Pakheng)，后者又叫做陳曬(生)。所有這二人都獲得了惹人矚目的成功。其中一人在吧城，另一人在三寶垅。然而，他們中之一保持了某種高度的寬容，另一個卻保持了一種巨大的慷慨大度，從而表現(xiàn)出了其深邃的做人品質(zhì)。

　　王大海指出，許芳良曾在吧城任甲必丹。事實上，他僅僅于1756-1772年(這是他去世的年代)間出任雷珍蘭(Lieu-tenant)。王大海介紹了兩件軼事趣聞。據(jù)此來看，許芳良懂得對于其門客中那些犯有差錯的人表現(xiàn)得很寬容。如蔡錫光，他出于疏忽，將來自福建的珍果剖而供其主人食用，而許芳良本來是準備將此果進之吧王的。面對既成事實，許芳良僅僅講了這樣一席話："此誠故鄉(xiāng)中珍果也，實希得嘗"。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嘗之(第45頁)。王大海同樣還介紹說，許芳良對于與之同姓的人，表現(xiàn)得也很慷慨，視之均如自家成員。當他們到達吧城時，便安排為他們找到一 份工作。

　　陳豹卿(Tan Pakheng)在當?shù)貏t更以陳旺(Tan lik）或者是陳（日歷）生(Tan Likseng)之名而著稱，漳州附近之石美人。他為了佐理一名親人(據(jù)其它史料認為是其兄)陳映(Tan Eng)而來到三寶垅。陳映投資制糖業(yè)并于1760年左右任三寶垅的甲必丹。1770年，陳映卒，陳（日歷）遂襲其甲必丹職。他后來又賈帆數(shù)十，在各不同港口發(fā)販，其利甚豐。不數(shù)年，他便富甲一方，成了該地區(qū)最富裕和最受尊重的人。王大海介紹說，他親眼看到過一名"淡板公"(tu-men8gung)級別的番官是怎樣以極其尊重的禮節(jié)前去拜訪甲必丹。該番官入門則膝行而前，這樣就使王大海聲稱："異鄉(xiāng)貴顯一至于是，真為華人生色也！"他將其結論一直發(fā)展到聲稱，如果說三寶垅在一段時間內(nèi)經(jīng)歷過高度繁榮，那完全是由于甲必丹的本領。他還介紹說，在三寶城有一個被稱為"三寶攏土庫"的代理商行，那里所有新近來自中國并意欲稍后赴三寶垅的人，在未找到合適職業(yè)之前，都會在那里得到幫助(第43-44頁)。在王大海寫下這些文字時，陳（日歷）已經(jīng)去世7載了。眾所周知，應他那既在福建又在三寶垅的家庭之請求，其遺體要被運回中國。但地方當局卻表現(xiàn)得糾纏不休，其家庭最終被迫支付一筆巨額款項，以獲準為其棺木下葬。時隔不久，有消息傳到三寶攏說，當爪哇和其它地方的華人歸國后，若他們于官府中沒有地位很高的親屬，便會遇到許多困難。

　　如果希望通過這些有意造成的不連貫札記(王大海由此而賦予其文集一個標題《海島逸志》)，而得到有關"海島"以及它們與中國社會的聯(lián)系是由移民維持的方式有一種全面的看法，那么肯定會有些冒險。然而，我們似乎可以指出，這些地區(qū)并未被視為一個無法聯(lián)系的異國社會，它們距中國大陸的遙遠距離之困難，已被商船越來越頻繁的往來所減緩。對于這些遠途旅行家們來說，在福建和爪哇港口之間有一種經(jīng)濟與文化的持續(xù)聯(lián)系。雖然在這個時代，于海外尚不經(jīng)常使用"會館"一詞。但在巴達維亞已經(jīng)存在有許多會社，它們既是與其祖國，又是與爪哇其它城市有一種聯(lián)系紐帶。王大海向我們講到了吧城的這個"三寶垅土庫"(商行或會館)。我們通過其它材料還知道，長泰(漳州地區(qū))的商人至少自1752年起就有一個會館，從各種跡象看來，它位于一座寺廟鳳山廟中。

　　在這些主要是抱有經(jīng)濟目的集團之外，也存在著某些詩社。它們可以供其成員們定期聚會并維持一種可以使人聯(lián)想到其故鄉(xiāng)的那種文化生活。此外，我們還可以思付，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為福建詩社的分社。本處所提出的問題是要知道，文人與商人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以及他們是怎樣從一種人轉(zhuǎn)變成另一種人的。在這一方面，連木生明顯是一個特別引入注目的人物。如果我們閱讀一下王大海筆下對其思想境界的描述，那就可以產(chǎn)生一種印象，認為對于那些希望生活于經(jīng)商活動之外并維持一種文化社會生活的人來說，爪哇也是一塊綠洲。我們知道，天地會在漳浦的活動由于提喜和尚(1719一1779年)的積極推動而得到了廣泛發(fā)展，大家可以提出一個要知道秘秘會社是否通過佛教僧侶的媒介作用同樣也出現(xiàn)在爪哇的問題。王大海向我們描繪的僧佛賓也沒有非常關注其信仰的跡象。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商人都在中國有一個家庭，在爪哇還有另一個家庭。他們也應該關心獲得神靈的保佑。在18世紀時，似乎出現(xiàn)了一種宗教復興。在三寶垅，他們很注意以修復被認為是三寶太監(jiān)居住過的石洞的方法，來加強與祖國的聯(lián)系。此外，王大海曾贊揚過的那個人之堂兄--甲必丹陳映還于1768年在那里豎起了一塊碑"。正是陳（日歷）主動地集資將舊佛寺遷至位于現(xiàn)今遺址上，該寺于此時才取名大覺寺。工程由其子陳長菁(Tan Tiangth-jing)繼續(xù)進行，我們在一方被斷代為1814-1815年的牌文中尚可讀到其名字。除了豪門富戶住宅之外，同樣還曾做出嘗試，以按照中國方式裝飾一片城市空地，它位于土著人和荷蘭人的地盤附近。

　　因此，我們覺得在這個18世紀末，曾在互相依附和寬容中有過一種真正的共處。讀者將會發(fā)現(xiàn)，王大海并不特別關心地方史。他不僅僅根本不知道標志著爪哇人與荷蘭人之間斗爭的不同階段的事件，而且似乎還佯裝忘記了1740年的動亂以及繼此之后的戰(zhàn)爭年代。他實際上對這一切并非一無所知。王大海在連捷公之寡妻的傳記(請參閱上文)中簡單地暗示了一切。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沉默呢?可能是由于他更為關心突出華人于海外的成功。事實上，其目的之一似乎也是向其讀者們提供有關那些移居海外和面對一種外國社會秩序者的正面形象。他通過某些例證而證明，在外國就如同在中國一樣，人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典范性的華人。

　　這同時也可能是王大海感謝這些爪哇富商的一種方式，因為他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難道不是王大海于三寶垅首先為陳（日歷）和稍后為其子充任秘書嗎2在此情況下，他可能接觸到了華人公館的檔案，甚至可能是對它們進行過分類。這就可以解釋他寫的傳記中的幾篇與當?shù)厥穼W家林天佑(Liem Thjanjoe)摘錄的那些非常相似，林天佑的摘錄文已用馬來文載其上引三寶攏華人史中了。在大家尚無法重新找到這些神秘失蹤的檔案的蹤跡之前，這一問題就將永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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