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涸僬搼騽⌒浴�—兼答張時民博士的質(zhì)詢

　　內(nèi)容提要 90年代以來我國戲劇文學的頹敗之勢，使我更加有針對性地堅持戲劇性的兩分法，即把戲劇性分為“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和“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兩種。在當代戲劇中守護人文精神，就是要首先捍衛(wèi)戲劇的文學性。不同意張時民博士將“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作為“子集”包含于“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之中的觀點。這一觀點在客觀上助長了忽視戲劇文學的傾向。兩種戲劇性的關系不是“包含于和包含”，而是“內(nèi)在”與“外在”、“無形”與“有形”、“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辨證統(tǒng)一”的關系。

　　關 鍵 詞 文學構成 舞臺呈現(xiàn) 戲劇性 無形 有形

　　正如同談“人學”就不能不談“人性”問題一樣，討論“戲劇學”，自然就必須討論“戲劇性”的問題。幾年前，為了編著《戲劇藝術十五講》這本供大學“通識教育”之用的戲劇學教材[1]，我先在《戲劇藝術》2003年第6期發(fā)表了《戲劇性簡論》一文，隨后此文也就成了教科書中的一講。張時民博士在《江海學刊》2008年第3期發(fā)表《關于戲劇性的構成》一文，對我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和質(zhì)詢，并陳述了他的一些想法。我由衷地歡迎這批評，并很高興與批評者進行對話�，F(xiàn)在學術界尚缺乏認真討論問題的風氣，我們就應該以實實在在的行動，促成這種風氣的形成。現(xiàn)在大家都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提倡新一輪的思想解放。我也愿這次借著回答張時民博士的質(zhì)詢，順便補充我在戲劇性問題上的一些想法，并借此向?qū)W界朋友們請教。相信問題的討論一定會得到深入。

　　90年代以來我國戲劇文學的頹敗之勢，使我更加有針對性地堅持戲劇性的兩分法

　　其實我對自己那篇簡論戲劇性的文章并不滿意，我指責別人“只談了一半戲劇性”，可我自己談得也很不全面，尤其缺乏思想、精神上的深度和高度。現(xiàn)在看來，我在戲劇的技術層面上談戲劇性談得多，而未能在人的精神層面上把這個問題深入地挖掘下去。在純技術層面上講戲劇性，講一些戲劇常識問題，對接受素質(zhì)教育的在讀大學生雖然不無幫助，但弱化了思想、精神方面的啟蒙主義教育，應該說是很不夠的。至于對當前我國戲劇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實踐來說，尤其對那些正為“創(chuàng)作苦悶”所折磨著的戲劇家來說，這種純技術層面的討論，就更沒有什么意義了。我在2005年曾撰文指出：“舊軌道”上的左傾教條主義和“新路子”上的市儈哲學聯(lián)姻，“權勢”與“金錢”結盟，“政治”與“市場”勾連，社會風氣和文化態(tài)勢為之一變，人文精神衰微，戲劇之“人學”定位動搖，正是這一切造成了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戲劇在精神層面上的嚴重萎縮。[2]那是多少觸及到一些要害問題的。但此前撰寫《戲劇性簡論》時，還未能將這一主旨貫串其中。顯然，離開對一定時期社會狀況、文化特征和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深入、透徹的分析，是談不到戲劇性的要害之處的。在一個精神匱乏的時代只講物質(zhì)性的“技術”，尤其對戲劇這樣的精神產(chǎn)品來說，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張時民博士的質(zhì)詢，顯然是由我的戲劇性的兩分法引起的。如果仍如往常只講一個“戲劇性”，自然就不會產(chǎn)生什么二者“構成關系”的問題了。所以還得從這個兩分法談起。

　　“戲劇性”，這是一個被人們談得很濫、被賦予了過多技術性內(nèi)涵的老話題。但我想帶著自己對戲劇命運的感受和思考，包括我本人的愛好和傾向，來研究這個問題。90年代以來我國戲劇文學的頹敗之勢，使我更加有針對性地堅持戲劇性的兩分法。通常都把劇場、舞臺的演出看作戲劇的“終端”、“最后的完成”。但這一觀點經(jīng)常被簡單化，導致夸大劇場、導演、演員的作用，而大大忽視了劇作家和戲劇文學，就像那個傻子以為只是最后一個燒餅才填飽了他的肚子。于是我將戲劇性區(qū)分為“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與“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分別進行了論述�！拔膶W構成中的戲劇性”對應英語Dramatism（或Dramatic）；
“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對應英語Theatricality（或Theatrical）。前者是偏向于“精神”的、“靈”的、“內(nèi)在”的，以人的“思維”、“語言”（文字）為載體；
后者則是偏向于“物質(zhì)”的、“肉”的、“外在”的，以人的“身體”、“聲音”為載體。張時民博士是完全認同我的這個“兩分法”的，并贊之為“戲劇性內(nèi)涵研究的重要收獲”，只是對二者的構成關系，持有不同意見，并建議將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改譯為“劇場性”。然而如果真地將這個與Dramatism對稱的Theatricality改譯為“劇場性”，那么我的戲劇性的兩分法至少在漢語語言表達上就已經(jīng)不存在了（請注意，我講的是“兩種戲劇性”，而不是“戲劇性與劇場性”）。因此，對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慎思之，明辨之”了。

　　 誠然，分別從文學性和舞臺性兩個方面來觀察和分析戲劇，并不是我的新發(fā)明。從亞里士多德以來，談論戲劇的人差不多都是這么做的。但稍有點新異之感的是，我在漢語世界里第一次非常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了兩個互有聯(lián)系和區(qū)別的概念：“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與“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盡管這個想法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但與我本人長期以來對戲劇問題的思考也密切相關。早在1960年代我在陳中凡門下讀“中國戲劇史”研究生時，就經(jīng)常遇到所謂“案頭之曲”（戲曲劇本文學）與“場上之曲”（戲曲演唱藝術）的問題，特別是讀李漁的《閑情偶寄》，看到所謂“文人把玩之《西廂》”與“優(yōu)人搬弄之《西廂》”，曾引起我對戲劇之文學性與舞臺性問題的不少思考。那時相關文獻對“戲劇性”雖然解釋有別，但并無“兩分法”之說，我也還沒有想到“戲劇性是否有兩種”這一問題。1987年我在蘇聯(lián)訪學時，曾與莫斯科大學教授伏·葉·哈里澤夫討論過戲劇性問題。他的一個說法給我印象很深：“戲劇有兩個生命，一個在文學中，一個在舞臺上�！甭犃诉@話我腦子里一亮：“既然有兩個生命，當然也就可以說有兩個戲劇性了！”。這時我注意到，俄語表示“戲劇性”正好也有兩個詞，分別與英語的Dramatism和Theatricality相對應。哈里澤夫送我一本他的新著《作為文學之一種的戲劇》俄文版，其中列舉了一系列經(jīng)典作家對戲劇這兩個“生命”各有倚重的不同說法�？粗貞騽〉奈膶W性的如：歌德重視“讀”與“思”而看輕“觀”與“演”，他說：“讀莎士比亞劇作比演莎士比亞的戲叫人覺得更加輕松和自然。聽那讀出來的而不是朗誦出來的莎士比亞，閉眼沉思，那才是最高尚、純潔的藝術享受。”席勒認為：“戲劇文學遠比舞臺演出涵蓋的東西多得多。”岡察洛夫亦看重戲劇在文學中的那個“生命”，他說：“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東諾夫》和格里鮑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這兩個劇本，不用看演出，只聽其對話，就會給人以藝術享受了。”與此相反，更加看重舞臺演出的如果戈理，他說：“戲劇只活在舞臺上，沒有舞臺演出，它不過是無體之魂�！卑�戈廷的說法更加形象：“劇院是戲劇文學存活的地方，沒有舞臺演出的戲劇文學，不過是一位睡美人�！辈还苣阋兄啬囊环矫妫�客觀地存在著兩個戲劇性，這卻是無疑的了。不過值得進一步考察的是，為什么觀點會如此尖銳地對立？這與社會文化背景、戲劇發(fā)展變化的趨勢有什么關系？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對某些事物的兩面，總是此一時強調(diào)這一面，彼一時強調(diào)那一面，各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記得那時我剛從圣彼得堡（當時還叫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帶來一本圣彼得堡新出的《戲劇論》（作者是伏·薩赫諾夫斯基—潘凱耶夫），書中講到貴“讀思”（尚文學）與貴“觀演”（尚劇場）的兩派觀點時，舉了兩個特別看重文學的例子。一個是俄國唯美主義批評家尤·伊·艾亨瓦爾德在1911年發(fā)表《否定劇場》一書，認為只有把劇本放在書桌上，燈下單獨一人閱讀，遠避五光十色的喧囂的劇場，作者與讀者的“兩個靈魂才能在靜穆、隱秘之中達到理想的融合”。這位批評家甚至堅持說：“劇場是藝術的一種虛妄而不正當?shù)臉邮剑�一般說來，它并不屬于高雅藝術的大家庭�！绷硪粋�例子是發(fā)生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戲劇界的：當表現(xiàn)主義戲�。‥xpressionism Theatre）以“先鋒”、“革命”的姿態(tài)極端追求劇場性而使戲劇之文學性遭到貶斥時，其反對者就高舉戲劇文學之旗來與之抗衡，宣揚只有“供閱讀的戲劇”在藝術上才是完美的，而其舞臺呈現(xiàn)則只不過是一種低級的“時空交配的雜種”。當我和哈里澤夫討論到這些觀點時，我還特地介紹了中國類似的說法，如朱光潛先生在《悲劇心理學》中就說過：“獨自閱讀劇本優(yōu)于看舞臺演出的劇……許多悲劇的偉大杰作讀起來比表演出來更好”。這看法顯然與上述歌德諸先賢之見是一脈相承的。

　　我為什么要在這里重復這些“往事”呢？

　　首先，以上這些互相對立的觀點盡管各有其片面性，但它們也各有其“片面的深刻性”，它們對我確立戲劇性的兩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啟發(fā)作用。我從它們的矛盾中認識到，以“讀思”為重的戲劇文學與以“觀演”為重的舞臺演出，盡管可以“合二而一”，但它們究竟是兩個事物、兩個范疇，所以它們并不總是“合之雙美”，那“此衰彼盛”或“兩敗俱傷”的事也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上述那些對立的觀點不就是從這種矛盾中產(chǎn)生的嗎？既然這樣，何不干脆分別論之！于是我提出并論證了兩個各具相對獨立性的“戲劇性”：一個是劇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營造的Dramatism,此為德國浪漫主義美學派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許多批評家（如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經(jīng)常使用這個概念來揭示那種反映著人之思想、意志沖突的“戲劇性”。我把這種戲劇性稱為“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這是偏于內(nèi)在的、精神方面的一種戲劇性。另一個是導演、演員、舞美等在舞臺上營造的Theatricality,西方學術界大都用這一概念來表示劇院演出的“戲劇性”，我把這種戲劇性稱為“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這是偏于外在的、物質(zhì)方面的一種戲劇性。張時民在文章中誤將Theatricality說成是德國浪漫主義美學派的發(fā)明，這大抵與他相對小看Dramatism有關吧。

　　其次，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我的戲劇性兩分法，不僅與90年代以來我對戲劇變化趨勢的關注和隱憂有關，同時，也正由于這種關注和隱憂，使我在兩可之間更加傾向于呵護戲劇的“文學性”和它“在精神層面上的價值”。西方“后現(xiàn)代”戲劇思潮表面上看是排斥戲劇文學的，但從總體上說，其戲劇的“人學”定位并未動搖，舞臺上即使看不到作家的思想，也仍能展現(xiàn)導演的“精神”。然而中國“后現(xiàn)代”效顰者，卻是在“人學”定位長期不穩(wěn)、“人”在戲劇中基本消失的情況下，一下子要“時髦”起來，要“踢開文學鬧革命”。他們在“去政治”的同時也排除了啟蒙理性和精神追求，叫戲劇輕輕松松地滑向“玩兒”的世界。90年代以來，我國戲劇在精神上嚴重萎縮，戲劇的演出媚官、媚商、媚俗，或以“戲”裝點“政績”，或純粹以“戲”為“玩物”，或把“戲”作為搖錢樹。戲劇作為藝術當然有其“玩兒”的因素和職能，這主要體現(xiàn)在舞臺呈現(xiàn)之時，也就是說，是包括在Theatricality之中的。但這種因素和職能如果惡性膨脹起來，就成為文化的消極面了。針對我國戲劇這種精神頹靡的態(tài)勢，不僅應該堅持戲劇性的兩分法，而且要繼續(xù)不遺余力地呼喚戲劇的文學性。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我暫時還不能接受張時民博士關于將“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作為“子集”包涵到“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中去的意見。與此相聯(lián)系，也不能同意他把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改譯為“劇場性”的建議，容我在下文中申述理由。

　　在當代戲劇中守護人文精神，就是要首先捍衛(wèi)戲劇文學的尊嚴

　　張時民批評我把兩種戲劇性“先驗地置于一種并列關系中了。”他說：“‘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則應當包括‘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在內(nèi)，再加上導演、演員、劇場、觀眾因素在內(nèi)的，在舞臺上共同追求實現(xiàn)的那種戲劇性�！彼�認為二者關系“應當表述為‘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是‘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的一個子集，它們之間是包含于和包含的關系而不是互不包含的并列關系。”問題恐怕就出在這里。按照這個邏輯，我的“戲劇性兩分法”已經(jīng)徹底瓦解。張時民的公式是：“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Theatricality）=作為子集的“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Dramatism)+“導演、演員、劇場、觀眾因素”。這就是說，Theatricality便是“戲劇性”的全部，Dramatism僅僅是被包含其中的一個“子集”，哪里還有什么“兩分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張博士又主張把Theatricality譯為“劇場性”，如果這樣，“劇場性”就是戲劇觀眾面前的全部，連“戲劇性”這一被普遍認可的概念，也都可以廢除了（只有在劇本閱讀中或可想到它）。張博士還在“劇場性”中部分地保留著可憐的文學性，而“后現(xiàn)代”則是連這一點“子集”也要驅(qū)逐的。他雖沒有“后現(xiàn)代”那樣徹底，但結論的意向卻基本一致。他的這一觀點在客觀上恰恰助長著近二十年來忽視戲劇文學的傾向。

　　現(xiàn)在需要辨明兩個問題：一個是Dramatism(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與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二者到底是什么關系？另一個問題是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到底應作何解釋，它包含哪些具體內(nèi)容？

　　先說第一個問題。我認為二者的關系決不是“整體”包含“部分”的關系，而是像“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zhì)”、“內(nèi)涵”與“外殼”那樣的二元對立、辨證統(tǒng)一的關系。前文提到果戈理的說法：沒有舞臺演出的戲劇，不過是“無體之魂”，就是這個意思。我用“雙刃劍”作比喻，也是為了說明這種二元對立、辨證統(tǒng)一的關系。當一部完整的戲劇作品被“立”在舞臺上時，兩種戲劇性不是誰包含誰，而是有機地融為一體。Dramatism為Theatricality提供了思想情感的基礎、靈感的源泉與行為的動力；
后者則以聲音、形體、色彩等賦予了前者以美的、可感知的物質(zhì)外形，也可以說，后者為觀眾進入前者深邃的精神之園，提供了一把開門的鑰匙。這兩者的完美結合，便是戲劇性的最佳狀態(tài)。張時民沒有充分認識到Dramatism在戲劇性構成中彌漫全盤的精神力量，僅僅把它當成了構成Theatricality的一個“子集”，這與我們經(jīng)驗到的事實，顯然是相去甚遠的。譬如當我們觀看曹禺《雷雨》的演出時，我們看到的是舞臺布景、人物動作（包括眼神、手勢）、光影效果等，聽到的是人物的對話、音樂及音響效果等。

　　這些“看”和“聽”，是通過Theatricality完成的。至于“看”和“聽”所包含的人之思想、意志的沖突，人性的開掘，社會、人生的評價，某種精神力量的高揚，則是戲劇之“靈魂”所在，是由曹禺創(chuàng)作劇本時營造的Dramatism所提供的。優(yōu)秀的導演、演員通過Theatricality再現(xiàn)甚至豐富、發(fā)展劇作家營造的Dramatism；
蹩腳的導演、演員完全把戲演砸了的事，也經(jīng)常發(fā)生；
也有的另起爐灶，把戲演成導演的“新創(chuàng)作”，那么其中的Dramatism就是導演“重構”的。總之，在舞臺上，兩個戲劇性二元對立、辨證統(tǒng)一、有機融合：Dramatism是潛隱的、內(nèi)在的，訴之于人的聯(lián)想、想象、思想情感；
Theatricality是顯露的、外在的，訴之于人的感官。這就是兩種戲劇性的關系，這里沒有什么部分與整體的問題，也沒有什么包含與被包含的問題。這種關系是客觀存在的，而決不是“先驗的、預設的”。

　　兩種戲劇性的關系說明之后，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應作何解釋、它包含哪些具體內(nèi)容的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首先應該承認，張時民在文章中批評我對兩個戲劇性的論述不平衡，對Theatricality這種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論述得比較單薄、乏力，這一意見我應該接受。正因為我對這一戲劇性論述的薄弱，才使得張時民硬把Dramatism拉來為Theatricality墊底，將其作為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的一個“子集”。其實，西方“后現(xiàn)代”戲劇學，完全是站在劇院舞臺上談戲劇的，他們不但不拿文學性來為舞臺性墊底，而是干脆叫文學“滾出去”。記得1992年我在香港出席“華文戲劇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時，與新加坡戲劇家郭寶昆有過一次辯論。我在《中國現(xiàn)代戲劇史稿》（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緒論”中說：“到清朝末年……占據(jù)了舞臺的京劇，作為傳統(tǒng)舊戲的代表，它一方面把多年積累的唱腔和表演藝術發(fā)展到爛熟的程度，一方面卻使戲劇的文學性和思想內(nèi)容大大貧困化”，“沒有卓越的劇作家問世，也沒有堪稱文學名著的劇本產(chǎn)生。片面追求以演員為中心的畸形發(fā)展，使文學成為表演藝術的可憐的奴婢和附庸�！惫鶎毨フf：“你對京劇的批評是不對的，戲劇發(fā)展到它這一步，是達到了相當純粹、十分高級的階段。京劇比西方“后現(xiàn)代”戲劇提前近百年就知道排斥文學因素了，它就是‘玩兒’，硬是‘玩兒’出了水平。”我雖然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我從中找到了一個思路：可以避開“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來剖析“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的內(nèi)涵。

　　所謂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首先就是在“觀”與“演”的交流、“時”與“空”的結合中形成的“距離感”、“公開性”與“突顯性”。張時民覺得這些現(xiàn)象與戲劇性似乎沒有什么關系，那是因為他還是從“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Dramatism）的“無形”來談的。如果從“使無形成為有形的”舞臺呈現(xiàn)的角度來談，這些現(xiàn)象都是非常重要的。從法國導演安托南·阿爾托到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波蘭導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都十分重視觀演、時空中的“距離感”、“公開性”、“突顯性”對形成舞臺戲劇性的關鍵作用。彼得·布魯克說：“我可以選取任何一個空間，稱它為空蕩的舞臺。一個人在別人的注視之下走過這個空間，這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了�！痹谡劦竭@個“空間”的重要性時，他提出了“距離感”問題，正是“距離感”賦予了“使無形能顯現(xiàn)出來的”舞臺演出以“神圣性”——使大家約定俗成地認定這是藝術創(chuàng)造而不是生活現(xiàn)實中的那種“做戲”（在現(xiàn)實生活中你的行為如果被稱為是“做戲”，那完全是否定性的評價）。他指出：“在戲劇里，多少世紀以來的傾向是把演員擺在遠遠的地方，在搭起的粉飾一新、裝潢富麗、有燈光裝置的高高的戲臺上——為的是有助于使無知的人相信，他是神圣的，他的藝術是不可侵犯的。”[3]對這種“神圣性”，英國導演馬丁·艾思林的解釋是：“我們慣于把舞臺（或電視熒光屏、電影銀幕）視為有重要的事情將在其中展示的空間；
因此，它們抓住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試圖把那里發(fā)生的一切事都安排在一個重要的模式里，并且了解它作為一個模式的意義�！盵4]在這一前提下，所謂“公開性”、“突顯性”才會成為“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所特有的外觀，從而使戲劇得以在人的感官世界里“立”在眾目睽睽之下。

　　可以說，當“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Theatricality）把“無形”（Dramatim的全部內(nèi)容）變成“有形”（“立”在舞臺上的戲�。�時，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在“觀”與“演”交流、“時”與“空”結合中形成的“距離感”，以及“距離感”之下的“公開性”、“突顯性”。布魯克所說的“神圣性”也就是由此產(chǎn)生的——被約定俗成地承認了“做假”（變“無形”為“有形”）的正當性、合法性、合理性，使人們把“假”當作比生活更真的藝術來接受。我在《戲劇性簡論》中對此有三點解釋：一，這“距離感”劃清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使演員找到了“進入演出”的感覺，他不再是或不全是“生活中的他”了。他的身體、聲音、表情等都成了變“無形”為“有形”的手段。二，這“距離感”使觀眾找到了“觀看的一致性”，形成了“觀”與“演”的交流與互動——須知許多戲劇性場面沒有觀眾參與是達不到效果的。三，“距離感”使戲劇的“假定性”的“契約”得以成立，使觀眾承認舞臺上搬演的人和事并非現(xiàn)實生活，而是作為真實人生之“重影”的“另一世界”，呈現(xiàn)在他們面前的。

　　另外，我所講的“賦予表情、動作以恰如其分的夸張性”、“合乎規(guī)律的變形性”，也都是“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的重要方面，它們也都是緊緊圍繞著“變無形為有形”的任務而發(fā)揮其藝術職能的。這些方面，看起來都是表演學上的問題，但現(xiàn)在談戲劇之舞臺呈現(xiàn)，是不能回避表演問題的。前幾年在上海遇到美國戲劇家理查德·謝克納（《環(huán)境戲劇》作者），他說他已經(jīng)把他所主持的紐約大學的戲劇系改名為表演系。聽他的意思，研究舞臺上的戲劇，“表演”（Performance）問題是頂重要、頂核心的。在他的心目中，“舞臺”大到無所不包，“戲劇”也似乎無處不在。

　　談“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與“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相比較，它還有一個特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前文已經(jīng)說到的“游戲性”。

　　游戲性是戲劇這一藝術的重要屬性之一。觀眾看戲，是可以認知、接受某些思想觀念和精神價值的，但不是像讀或聽哲學、政治的書籍、報告那樣獲取之，而是通過“審美享受”獲取之，看戲的審美享受中就有游戲性提供的快感。Theatricality應該具有這種游戲性，只是不能將其膨脹到足以淹沒、消解Dramatism的程度。前文所批評的：戲劇媚官、媚商、媚俗，純粹以“玩兒”為能事，以“娛人”為至上、為全職，就是把戲劇的游戲性、娛樂性畸形膨脹的結果。

　　關于Theatricality某些因素的過當膨脹，還有一種表現(xiàn)就是“戲不夠布景湊”。這是近二十年來我國某些戲劇的“看家本領”。從徽劇《徽州女人》到京劇《貞觀盛事》，以及話劇《趙氏孤兒》等，都以豪華包裝的“大制作”掩蓋戲劇性（Dramatism）的嚴重不足。有些“后現(xiàn)代”的中國效顰者說什么當代是“看圖”時代，是“奇觀”（Spectacle）時代，此種論調(diào)更助長了戲劇追求外表“好看”的浮夸不實之風。

　　當戲劇的舞臺呈現(xiàn)（變“無形”為“有形”），失去了“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Dramatism）的“無形”卻是有力的支撐與照耀，也就是說，當戲劇對人的生存狀態(tài)沒有真切的體驗、超越和批判，精神上沒有起碼的感召力和震撼力的時候，所謂“戲劇性”就變成了一個空空的外殼，不管你“玩兒”得多“熱鬧”，裝飾得多富麗堂皇，都挽救不了無魂戲劇的失敗。張時民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話頗有道理：“在有些舞臺呈現(xiàn)——劇場化過程中，表演、舞美、音樂等這些外在媒介手段，出于一種媒介自身的‘覺醒’，忽略了將‘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外化為‘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這一核心使命，而將它們自身的表現(xiàn)奉為終極目的。這樣一來，原先的表現(xiàn)手段就升級成了表現(xiàn)目的，這時舞臺也能呈現(xiàn)一種戲劇性，這種戲劇性即是董先生所謂的‘一種純外觀的、機械的、純游戲性的戲劇性。中國京劇中某些把子戲，以及以武俠小說為底本的電視劇中的打斗場面，其動作的戲劇性大部分屬于此類�！�這完全是一種沒有內(nèi)在靈魂的‘戲劇性’�！保◤埐┦筷P于兩種戲劇性的關系是“包含于和包含”的觀點與此大不相同。如果他真地有這里關于“內(nèi)在靈魂”與外在媒介關系的看法，我前面一些反駁他的話就可以免了。）

　　面對我國當代戲劇這種重外觀、輕內(nèi)涵，重游戲性、輕精神性的頹靡狀態(tài)，戲劇要守護文明，提升人文價值，我覺得首先就是要起而捍衛(wèi)戲劇文學的尊嚴，而不是在舞臺演出上花樣翻新。在這方面，劇作家李龍云有深切的體會。十年前他就說過：“絕大多數(shù)劇作家的處境是被動的，實現(xiàn)舞臺實踐有時需要扭曲自己。現(xiàn)在，至少從1997年始，我不會這樣做了。我用戲劇這種形式在搞我的文學。在我這里，作品的發(fā)表就是一部劇作的終結。有人說這是一種無奈；
也有人說，這里隱含著一種深刻的自信�！盵5]最近發(fā)生的一件事使他的感慨更深。他費十年之功創(chuàng)作出大型話劇《天朝上邦》三部曲，反映北京1900年前后的社會人生，刻畫出了一系列悲喜人物的靈魂，歷史感非常厚重。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營造“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Dramatism）時，在以很高的“眼力”和“心力”深挖人性，揭示我國的“國民性”。我看劇本的感受是，此劇已經(jīng)大大超過了老舍先生《茶館》的成就。但此劇在今年4月由國家劇院演出，卻很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并非出于劇情的壓縮（壓縮為一個晚上演完的長度），據(jù)肖復興的批評，問題就出在導演把力量用在了豪華布景等外觀方面，沒有抓住劇作家所提供的內(nèi)在的Dramatism的精髓。我想，這次演出的失敗，更值得我們引以為教訓：在戲劇中捍衛(wèi)文學的尊嚴，應與整個社會捍衛(wèi)“人”和“人的尊嚴”結合起來；
離開了人的內(nèi)在精神的自由，僅從物質(zhì)和技術層面上講“戲劇”和“戲劇性”，是遠遠不夠的。

　　最后，關于Theatricality（舞臺呈現(xiàn)中的戲劇性）是否可改譯為“劇場性”的問題，再略談一二。第一，把“無形”（Dramatism）變“有形”的，也即是以“文學構成中的戲劇性”為支撐、為靈魂的那種Theatricality不能譯為“劇場性”。第二，西方著作中講到現(xiàn)實生活的Theatricality(多指一些帶有表演性、夸張性的動作和情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能譯為“劇場性”，因為那僅僅是一種生活碎片，既無“劇”也無“場”。第三，舞臺上那些毫無精神內(nèi)涵的，熱鬧而空洞的，全以媒介自身為目的Theatricality，可以譯為“劇場性”。

　　再論戲劇性，暫時就說到這里，有何不妥，請張時民博士批評，也希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指正。

　　2008年7月10日于跬步齋

　　A Second Thought on Dramatism and Theatricality

　　------------An Answer to Dr. Zhang Shiming’s Query

　　Dong Jian

　　Abstract: The 1990s saw a decline in the Chinese dramatic literature. In response to the decline, I have proposed and insisted on a dichotomy of the genre --------dramatism and theatricality. Upholding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means, first and foremost, insisting on the literariness of drama. As a result, I cannot agree to Dr. Zhang Shiming’s viewpoint that dramatism should be subsumed under theatricality, which will lead to a negligence of literariness of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Rather, there is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matism and theatricality, one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the invisible and visible, soul and flesh.

　　Key words: literary constitution; dramatism; theatricality; invisible;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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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作為“名家通識講座書系”出版，2008年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人文講堂”系列出版，改名《戲劇藝術的十五堂課》。

　　[2] 見2005年第3期《當代戲劇》（西安）、2005年第4期《中國戲劇》（北京）。

　　[3] [英]彼得·布魯克《空的空間》第3頁、第43頁、第67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版。

　　[4] [英]馬丁·艾思林《戲劇剖析》（羅婉華譯）第46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年版。

　　[5] 李龍云《萬家燈火》（附創(chuàng)作日記）第20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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