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忠明：知識分子與仰望星空

　　古希臘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叫泰勒斯，是第一個提出并且試圖回答世界本原問題的哲學家。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天，泰勒斯仰望星空，專注于觀察天象，不留神掉到了溝里，一位色雷斯女仆便嘲笑他連眼前的事都看不清楚，還想了解天上的事情，但是，泰勒斯很快利用自己的天文知識預知了來年的橄欖大豐收，從而顯示了知識的作用。從人類文明的源頭——希臘文明看，知識分子的作用已經(jīng)備受矚目。

　　知識分子在國家和民族發(fā)展過程中是一支引領社會健康發(fā)展的關鍵性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說過，“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苯瓭擅裢�志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報告會上再次重申，“今天，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更是不可能的�！边@“兩個不可能”是我們正確認識并充分發(fā)揮知識分子作用的重要武器。

　　知識分子之所以備受關注，成為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重要進步力量，并不是僅僅因為他們擁有多少知識，更不是他們擁有多少金錢和地位，而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一向很注重自己的人格和氣節(jié)，具有不媚權、不阿勢、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孔夫子說“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意即任何時候都要剛直正派，不能低三下四、阿諛奉承；
孟夫子強調要“善養(yǎng)浩然之氣”，鼓勵人們要自尊、自重、自強，經(jīng)常保持剛直、正義、宏毅的精神狀態(tài)；
明代于謙的《石灰吟》則對有節(jié)操的仁人志士作了形象、生動的描繪：“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闭�是憑著這種獨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氣節(jié)，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中華民族幾千年苦難的歷史長河里頑強拚搏、前仆后繼、不懈奮進，為民眾的福祉和社會的進步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文天祥在千古流傳、膾炙人口的《正氣歌》里，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古代文人重人格、重節(jié)操的浩然正氣。他寫道：“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jié)。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驗檫|東帽，清操厲冰雪�；驗槌鰩煴�，鬼神泣壯烈�；驗槎山�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 這一連串光輝的史實表明，在我們的歷史上，有許多先賢用熱血和生命在是與非、黑與白之間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這不僅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驕傲，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用魯迅的話來說，這些始終堅守獨立人格和高尚氣節(jié)的先賢達士，才是中華民族挺拔的脊梁。

　　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進。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相當長時期里，由于儒家文化被指責為“封建主義遺毒”，遭到了一次次的“革命大批判”，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不媚權、不阿貴的骨氣和氣節(jié)逐漸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對權勢越來越興盛的阿諛、依附和“歌德”之風。這股風氣在相當程度上淡化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品格、批判精神和道德良知，淡化了他們監(jiān)督公共權力、針砭社會弊病的應有責任，許多人成為權力的附庸，墮落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兇”、“幫忙”和“幫閑”。

　　很多依附于權力的知識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贊美者，他們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認為，對暴力的態(tài)度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人格的重要標尺。像薩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頌毛澤東；
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斯大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guī)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
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自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屠殺數(shù)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美國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的不一致！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于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jīng)驗里面，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分子了�！�

　　還有一種知識分子，喜歡把簡單的道理復雜化之后，將錯誤的結論塞給讀者。一些新左派代表人物及其弟子們便是如此。他們的文章自己也讀不懂，因為他們這樣寫作本來就不是讓人讀得懂的，而是用來嚇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確實被嚇壞了，繼而對他們五體投地。他們用種種誕生于西方的時髦理論，來論證應當反對西方的道理，自己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么可笑。他們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與鮮活的生活發(fā)生關系。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曾經(jīng)痛斥這類家伙說：“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分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邦達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fā)明、散布了民族主義，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哪里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擊。這種墮落害得知識分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笔堑�，他們在渾水摸魚，在指責全球化有多么壞的同時，他們本人卻一天也離不開互聯(lián)網(wǎng)。

　　如果沒有彼岸價值作為依托，歷史上出現(xiàn)過許多次知識分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納粹時代的德國，許多知名的物理學家全身心地去證明“只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聲稱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論、原則、理念的大旗下，他們參與了殺人事件。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分子要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shù)钠D難。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里，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jīng)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分子是教育和信息傳播的管道，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對于天平向哪一個方面傾斜具有關鍵的作用。

　　那么，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知識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淪為御用工具的悲劇呢？

　　鄧正來在接受時代周刊雜志記者采訪時曾經(jīng)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始終是批判主流的，尤其當這些東西被集體性的方式來運作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中國實際上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擺脫類似于文革的集體性運動，而且學術生產(chǎn)也常常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是集體性的生產(chǎn)方式。實際上，這種集體性的知識生產(chǎn)方式本身就構成了主流，而知識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對主流采取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使主流不能成為一種當然的主流。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使命。

　　當前，國家給與知識分子的待遇在建國以來是一個最好的歷史時期，這也正是知識分子的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給知識分子這么高的待遇和條件，不是讓知識分子來說國家好話的，而是為了讓知識分子更好地以學術的方式批評國家和政府，這也正是國家和政府具有的大智慧之所在。知識分子能夠使人們把問題看得更清楚，能夠把遮蔽的問題揭示出來，能夠對現(xiàn)在某些傾向的輿論提供不同的聲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和批判，才能夠使這個國家更加健康地發(fā)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識分子就是失職，就是在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犯罪。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么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的標準，應當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否對人類知識有較多的把握；
第二，是否對人類文明有自己作為一個分子的貢獻；
第三，是否有獨立的精神和對自由的追求。作為知識分子，最為重要的是必須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tài)度；
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一種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tài)度。只有保持對類似于“政府”、“國家”、“民族”、“大眾”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才能達到真正的信任；
只有保持對“我”的“不信任”，才能克服最可怕的虛榮心。如圣經(jīng)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shù)摹�、“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自己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lián)系起來。

　　德國古典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康德不僅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科學精神，而且表現(xiàn)了對人類理性的終極關懷。在《實踐理性批判》的結尾處康德留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jīng)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爆F(xiàn)在，很多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采取緘默和旁觀的態(tài)度，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經(jīng)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不愿意再當作為被槍打的出頭鳥。但是，既然是知識分子，作為民族的希望和關鍵所在，就不能置自己“頭上的星空”于不顧，就不能置“心中的道德法則”于不顧，就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負責。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一個民族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有“仰望星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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