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公民意識的百年遺產(chǎn)

　　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培養(yǎng)早在一百年前已經(jīng)開始了。一代又一代先驅(qū)曾經(jīng)為此而努力，并且留下了珍貴的遺產(chǎn)。

　　一百多年前，人們還很少用“公民”一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國民”。關(guān)于“國民”，我們今天的解釋是“具有某國國籍的人”，但在20世紀的上半葉，它的含義卻與今天的“公民”完全相同。20世紀的第一年——1901年，就有人通過對國民與奴隸的區(qū)別清楚地界定了國民的含義：“奴隸無權(quán)利，而國民有權(quán)利；
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
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
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
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倍�且明確指出：“無權(quán)利者，非國民也�！保ㄘ�名《說國民》，見《國民報》第二期，1901年出版）他們聲稱：“有權(quán)利始能有義務，無權(quán)利即不能有義務”；
“法律，權(quán)利之表也”；
“法律學者，權(quán)利學也”。（佚名《直說》第二期，1903年3月出版）鄒容的《革命軍》所呼喚的革命也是“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革命之后的理想則是“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quán)，專掌保護人民權(quán)利之事�！薄盁o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quán)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更立新政府，亦為人民應有之權(quán)利�！�

　　五四時期，這種呼喚之聲更為強烈。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們固然有“國將不國”的哀嘆，但感受更強烈的卻是“人已非人”。所以，無論陳獨秀還是胡適、魯迅，首先關(guān)心的并非國家的貧弱，而是中國傳統(tǒng)的“吃人”，喊出的口號也是“救救孩子”。在他們那里，根本的問題是救人，救國是因為救人而獲得意義的。充分表現(xiàn)了這種思想的首先是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他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指出：“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quán)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或謂惡國家勝于無國家？予則云，殘民之禍，惡國家甚于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主權(quán)之下，權(quán)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保ā蛾惇毿阄恼逻x編》上，第71頁）他在考察了失掉國家的猶太人之后，把目光移向中國：“不暇遠征，且觀域內(nèi)，以各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同上，第72頁）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等多篇文章中，他反復指出：“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quán)利與幸福而已�！痹谒�看來，如果不然，人們就失掉了愛國的理由。

　　北伐戰(zhàn)爭之后，隨著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權(quán)的出現(xiàn)和舊文化的回潮，公民的權(quán)利開始被剝奪。面對人權(quán)的危機，胡適等人發(fā)起了人權(quán)運動。在這次運動中，羅隆基發(fā)表了《論人權(quán)》。面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他提出了最基本的三十五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團體。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quán)。國家的目的，是謀全民最大多數(shù)的幸福。國家的權(quán)威是全民付與他的，其量以國家在功用及目的上達到的程度為準�！彼�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人民對國家政治上一切權(quán)利，應有平等享受的機會。不得有宗教及政治信仰的限制。不得有社會階級及男女的限制”；
“國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傭人員，他們應向全國，不應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集團負責”；
“沒有代議權(quán)，即沒有擔任賦稅的義務”；
“國民有勞動權(quán)，國家有供給人民勞動機會的責任。國民失業(yè)是國家失職的證據(jù)。是國家在人權(quán)上沒有負擔責任的證據(jù)”；
“凡一切國民的水旱疾病災疫的賑濟，是國家在人權(quán)上的責任，不是政府對國民的慈善事業(yè)”。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公民來說，這一切都是常識；
對于中國人來說，卻是公民意識的啟蒙。

　　在30年代，除了羅隆基的《論人權(quán)》之外，張奚若的《國民人格之培養(yǎng)》也值得注意。張奚若認為民主制度的根本就是人的解放，所以國民人格的培養(yǎng)也應該首先致力于人的解放。他指出，基于個人解放的政治哲學有三大優(yōu)點：“（一）一切社會組織的目的都是為人的，而不是為越出于人以上的任何現(xiàn)象，如上帝、帝王、或其他的東西的；
（二）一切社會組織的權(quán)力都是由構(gòu)成這些組織的人們來的，而且永遠屬于這些人們；
（三）一切社會組織都應該而且必須直接或間接由構(gòu)成它們的人們自行管理。”而這一切的神髓“全在承認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非國家或政府，全在承認個人有批評政府之權(quán)�！薄爸v到底，政治是為人的，為人的事還是拿人作標準比較可靠些。”（《獨立評論》1935年第150號。）

　　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工作沒有得到繼續(xù)。上世紀50到70年代，由于現(xiàn)實環(huán)境已使許多問題無從談起，即使仍未停止思考的人們也不可能深入進行。比如顧準，也只能思考希臘城邦制度下的“公民”和“公民權(quán)利”，寫下這樣的句子：“羅馬法權(quán)傳統(tǒng)，國家是建立在公民權(quán)利基礎之上的。歐洲各國現(xiàn)代訴訟法中，個人或法團可以成為訴訟的一方，其另一方是國家。個人權(quán)利，在理論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國家不得隨便加以侵犯。”（《顧準文集》，P317）“到一這步，‘民主’不得不壽終正寢。共和國完了，繼起的皇帝不要選民投票了，公民也成了馴服的臣民�！保ㄍ�上，P334）“中國只有‘迎闖王，不納糧’，從來沒有過‘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現(xiàn)在還是沒有�！保ㄍ�上，P358）不知顧準是否想到，所謂“迎闖王，不納糧”，也不過是騙人的口號。如果不納糧，闖王吃什么？所謂“賊”者，不過是“王侯”的候補，都一樣不會尊重人的權(quán)利。

　　這種斷裂造成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由于長期缺失，當我們重新考慮公民意識問題的時候，就不得不從頭做起。

　　原載《粵海風》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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