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北大教授——政學兩界人和事

　　作為中國第一學府的北京大學，既是教育、科學、學術、文化等諸多領域的核心創(chuàng)造力的集散地，同時也是政學兩界的必爭之地。1918年1月，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四大臺柱的推動下，《新青年》雜志從4卷1號起“復活”為由六名北大教授輪流編輯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同人刊物，從而全面啟動了全國范圍內的新文化運動，中國歷史由此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點。

　　這是一所大學、一份刊物和一個群體的歷史，也是他們如何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歷史。那些民國時期曾經(jīng)游走于政學兩界、沉浮于時代浪潮的北大教授，有著迥然歧異的路徑選擇和人生傳奇。重新發(fā)現(xiàn)北大教授在政學兩界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以及由此而來的路徑選擇和精神資源，對于建設以人為本、寬容和諧的現(xiàn)代化文明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北京大學賀衛(wèi)方教授評論：“教授是大學校園的風景，是大學精神的載體。曾經(jīng)的那個時代，北京大學風云際會，學人各具風采，一份雜志引領新潮，不僅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思想與社會，而且流風余緒，至今仍縈繞于世人的心靈。耀杰的這部著作，深入而細致地再現(xiàn)了一所大學和一份刊物的歷史，以及它們如何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歷史。”

　　中央黨校杜光教授評論：“張耀杰的書稿告訴我們，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們之間存在著可以察覺的差異和矛盾。讀罷這本書，一個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對新文化運動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實的歷史感油然而生�！�

　　廈門大學謝泳教授評論：“耀杰的學術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的那種，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遠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撐，因為他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讀他的這本書，時時會為他的人文關懷所感動，他能把一件為常人所忽視的歷史事件清理的那樣明晰，真讓我佩服。”

　　《新聞記者》雜志主編呂怡然評論：書中記載了一群民國時期的名教授、名學者的軼事，不少是鮮為人知的故事。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對他們按過去一些刻板的模式作臉譜化、公式化的描述，刻意褒貶臧否，故意美化丑化，力求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作真實的還原、辯證的評價。

　　本書是張耀杰的第十一部著作，2008年8月由文匯出版社出版，各大書店有售。征訂和郵購電話：010—65513658，羅先生。

　　邵建序：北大教授的路徑選擇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在我讀中學的1970年代，是沒有胡適的書可讀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開始通讀胡適文集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jīng)走過一個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為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在一個不寬容和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是談不上的。執(zhí)于此，在新文化運動發(fā)端之初，年輕的胡適在推進它時始終能以寬容的態(tài)度面對文化論敵。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種不寬容體現(xiàn)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有時候也會體現(xiàn)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適身上。或者說，胡適的相對“寬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對“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在裂痕，最終導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團隊的分裂。如果說這場運動已經(jīng)形成20世紀中國社會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那么，今天倒需要反問一下，這樣的傳統(tǒng)有沒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fā)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一篇態(tài)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tài)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墒�，陳獨秀閱信后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如同一份宣言書：“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
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之間的一通書信，構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種文化對比和路徑歧異。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錢玄同在“通信”中寫到：“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錢玄同接過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話頭表示說：“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于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有理。我們今天回望“五四”，有些東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青年》同人罵人在先、以罵人之聲鳴鑼開道的。面對讀者對于《新青年》單方面罵人而不容許對方反駁的批評意見，胡適曾經(jīng)表態(tài)說：“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無以代表《新青年》團隊。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nóng)等人為主導，胡適注定要被邊緣化。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劉半農(nóng)，主導新文化運動的這部分北大教授，所選擇的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甚至于罵人有理的不寬容甚至反寬容的精神路徑。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在舉國上下致力于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yōu)椤昂椭C”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張耀杰這本書的現(xiàn)實意義，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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