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醫(yī)農：一瓣心香祭慎之

　　從4月22日至今，在我書房的案頭上一直擱著慎之先生那篇傳遍五洲四海、震動上下國人的《國慶夜獨語——風雨蒼黃五十年》，還有他的四張照片：兩張是去年元月三日三聯假東方廣場“熱帶雨林”餐廳，盛邀京城學界、文化界、出版界朋友聚會，我負責接待他時留影；
另兩張是同年7月23日，我與三聯編輯孫曉林去潘家園他的新居聽取他對“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八輯初選文稿意見時所攝。照片上的李先生神清氣爽、面帶微笑直視著我，恍忽仍能聽到他中氣十足的侃侃而談……怎能相信他會促然撒手塵寰?!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93年秋在我熟識并深為景仰的前輩李銳家。盡管當時我對慎之先生尚一無了解，但得知他與李銳是“無話不談”的知交至友，從此，京城“二李”成為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生偶像。

　　1994年初，我接受“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責編任務。從此，在叢書運作過程中，在每一輯書稿經專家評審、最后提交學術委員會討論時，我有機會與叢書學術委員之一的慎之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觸。

　　從1994年至2002年7月我金盆洗手、告別三聯時，經我責編推出的叢書計7輯51種。慎之先生對其中4本表示了特殊興趣與關注，即：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
錢滿素的《愛默生與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
白奚的《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和李開元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他有感于“當代中國無信史”，認為《天朝的崩潰》是還歷史本來面目之作，盡管作者明知它與官方的“定論”相悖，但是，本著一個史學研究者的理性、良知與求實精神秉筆直書；
錢滿素的《愛默生與中國》旨在為“個人主義”正名，這正是慎之先生繼“民主、自由”之后的下一個論題；
《軍功受益階層》這一概念不僅作為一根首尾一致的主線貫穿于中華帝國兩千年，實則迄今余蔭尤存；
至于白奚的《稷下學研究》，正如作者在他的悼文中追述：“有幸得到李先生的特殊關注，主動審閱后，他從當年稷下學宮匯萃諸家自由思想升華出‘百家爭鳴的精神’這一主題，給以點撥并以此為題為之撰序，贊之為“百家爭鳴探原的力作”。

　　為什么在叢書數十部專著中他對這幾部情有獨鐘呢?一言以概之，就因為它們的主題正是慎之先生自己一生坎坷經歷中深深積淀的“關注”與“憂郁”之所在。如前輩李銳悼詩所言：“學兼中外、思貫古今”的慎之先生“雖有奇才未遇時，晚來方得展雄姿”。縱然他是“敢逆潮流培氣骨，豈依權貴弄胭脂”，但也深知歲月無情，因而他寄厚望于青年，有教無類，化雨春風，獎掖后進。而他結交學界中青年英才的凝結劑正是民主、自由、法治。

　　其實，這也是八十年代至今我在自己的編輯崗位上特殊關注之所在。1993年初我入北京三聯后，四個理論系列一肩挑，日夕綁在“戰(zhàn)車”上，使我少有時間與書稿以外的朋友過從交往，只是格外關注有關新著和媒體發(fā)表的相關文章。發(fā)現佳作，必閱讀、剪輯、收存。我特別看重的文章還常復印向朋友寄發(fā)。

　　記得99年國慶節(jié)后，聽說慎之先生寫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我向李先生求閱，隔了些日子，他電話告我：已有個打印稿。我立即到永安路他家中取回。

　　這篇不過八千字的文章，豈僅是慎之先生的“國慶夜獨語”!它實在是傳遞了隨共和國走過的兩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

　　我是49年5月3日南京解放后一周參軍入伍的。五十年后，我?guī)е�自己親歷的歡欣與激動、磨難與痛苦、迷茫與探尋、希望與失望、震驚和省悟，飽含熱淚誦讀，讀到最后“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后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起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后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慎之先生這沒有答案的發(fā)問令我再也忍不住失聲慟哭!……這一夜，通宵達旦，我不曾闔眼，第二天，我以縮小的六號字三頁五面篇幅復印了全文四十份，向京畿內外東南西北中的朋友們寄發(fā)。當時我曾立愿：待我離崗告退后一定要就自己最關注的問題，認真思考、讀書并向慎之先生逐一討教，爭取有限余年不虛度。萬萬沒想到先生以感冒住院，遽爾辭世，幽明永隔，我的心愿已成此生不盡的遺憾!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當牢記先生身教、言教，力爭余年有所長進。

　　心香一瓣，遙祭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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