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長沙吳簡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這樣的紀年簡。最初我們認為，這說明孫權(quán)在曹丕代漢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實則仍舊奉行建安紀年[1]。這個觀點，是可以得到文獻證實的�！端鍟肪砣�(jīng)籍志史部有韋昭撰《洞紀》四卷，稱“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于此條下曰：“按建安盡于二十五年，此稱二十七年者，以接吳黃武改元之歲也�！瓍俏锤脑埃苑Q建安之號，故是書止于二十七年�！贝送�，許嵩《建康實錄》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條下，也說：“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quán)江東猶稱建安�！痹S嵩述江東事，孫權(quán)建號黃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紀年。許嵩錯誤地把這幾年的時間多算了一年，非�；靵y，但是他關(guān)于江東奉行建安年號的說法總是很明確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們最初的觀點�？墒牵佑|了一些三國時代吳國銅鏡銘辭的資料之后，我對于早先的意見產(chǎn)生了懷疑，轉(zhuǎn)而相信孫吳未曾在公元220年—222年之間，堅持奉行建安年號，而是亦步亦趨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黃初年號，直到黃初三年（222）十月。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都是黃武以后追述前事時所寫的，用延長建安年號的辦法來遮掩孫吳尊奉曹魏法統(tǒng)的歷史。文獻中建安二十七年一類的記載，屬于同樣情況。下面略作申論。
較早著錄紀年吳鏡的研究者，當推日本的梅原末治，其《紹興古鏡聚英》（1939）和《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1942）兩書，著錄了相當數(shù)量的三國銅鏡，其中大多是孫吳制作的。1949年以后經(jīng)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吳鏡也很多，其中湖北鄂城出土比較集中，1986年出版的《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一書收錄最為豐富。這些傳世及出土的吳鏡銘辭中，往往含有漢末三國的年號，其中涉及漢獻帝的最后一個年號“延康”和魏文帝曹丕的年號“黃初”。這與文獻中所說的孫吳不奉曹魏年號的說法，是恰相矛盾的。
最早注意這個問題的是王仲殊先生，他在《“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一文中，對傳世與出土的紀年吳鏡作了全面考察，共列舉黃初紀年鏡8枚，其中黃初二年鏡3枚，黃初三年鏡2枚，黃初四年鏡3枚[2]。此外，王仲殊先生還提到日本東京五島美術(shù)館收藏的延康元年紀年鏡一枚。這樣，就從時間順序上把孫吳尊奉曹魏的歷史銜接了起來。王仲殊先生前舉文中所條列的有關(guān)吳鏡包括：
1．延康元年鏡二枚，分別藏日本東京五島美術(shù)館和京都泉屋博古館。前者銘辭為：“延康元年十月三日，吾作明竟，幽湅三商，買者富貴番昌，高遷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吉。”案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丞相、魏王，三月改元延康。這時孫權(quán)新得荊州，劉備的軍事報復(fù)迫在眉睫，孫權(quán)屈意媚事北方，不可能拒絕延康年號�，F(xiàn)存的延康紀年吳鏡，是一個重要的證據(jù)。第二枚延康紀年鏡的銘辭，提到“延康元年二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月朔不合，王仲殊先生認為，有可能元年為二年的誤刻。案《三國志》所載，漢魏禪代之后，直到黃初二年八月，魏吳之間才建立正式的稱藩關(guān)系。也許從這時開始，孫吳才奉行黃初年號，而此前，則堅持延康年號。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么王仲殊先生的元年鏡本當為二年鏡的說法，就是可以成立的。古鏡刻銘中普遍存在著月朔干支混亂不合的情況[3]，其成因除了王仲殊先生所說的追求吉月吉日以外[4]，還可能與鑄鏡時套用舊范（母范）有關(guān)，在舊范刻銘中僅僅改動年號，就造成月朔干支的抵牾。
2．黃初二年鏡三枚，一藏日本，二藏湖北鄂州博物館。后兩枚系湖北鄂城出土，出土的時間、地點不同[5]，但是大小、形制、圖紋及銘辭完全相同，王仲殊先生認為是“同范鏡”。銘辭曰：“黃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揚州會稽山陰師唐豫命作鏡，大六寸，清冐，服者高遷，秩公美，宜侯王，子孫番昌�！眱社R之中，出土于五里墩14號墓者，鈕上刻有“上大將軍校尉李周鏡”字樣，王仲殊先生認為這是黃龍以后加刻的，上大將軍可能指陸遜�？墒菍O吳擔任過上大將軍而又活動于上游的，還有呂岱和施績，所以這個李周所屬的上大將軍，還有可能指呂岱或施績。
3．黃初三年鏡二枚，一藏瑞典斯德哥爾摩國立博物館，一自我國紹興流入日本，亦屬“同范鏡”。銘辭曰：“黃初三年，師卜德□合作明金鏡，五柬□□，服者侯王，益其女□令�！蓖踔偈庀壬J為鑄鏡日期應(yīng)在黃初三年十月以前。
4．黃初四年鏡三枚，二藏日本，出土地點不明；
一藏鄂州博物館，1970年出土于鄂城鄂鋼630工地。王仲殊先生認為這三枚是“同范鏡”，但是前兩枚銘辭釋讀有紛歧，鄂城出土者銘文殘泐，據(jù)《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釋文作“□□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6]。而王仲殊先生據(jù)日藏兩鏡徑以為所缺年號為“黃初”，并解釋說：“鏡從鄂城吳墓中出土，銘辭中又明記為‘會稽師’所作，故應(yīng)為吳鏡無疑�！度龂�•吳書》卷四七孫權(quán)傳記孫權(quán)雖于黃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號，改元‘黃武’，但不久又與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絕，故鏡銘中有‘黃初四年’的紀年，這是不足為怪的�！盵7]可是， “黃初四年五月丙午朔”，與史實不合。據(jù)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黃初四年（黃武二年）五月應(yīng)當是戊子朔，從黃武二年開始棄用四分歷、改行乾象歷的孫吳，黃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認為，鄂城所出鏡，銘辭中所缺年號不是“黃初”，而是“黃武”。日藏兩鏡，未必與鄂城出土者為同范鏡，即使是同范鏡，或即使為孫吳所鑄，其銘辭的釋讀也存在問題，不足為據(jù)。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一書，收出土紀年六朝鏡十六枚，收建安紀年鏡五枚，其中并無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紀年，屬于這一時期的，只見兩枚黃初二年鏡。這是出土于吳墓、由吳人生產(chǎn)并且也由吳人使用的銅鏡，并非專為北方生產(chǎn)而不得已使用黃初年號。因此，認為黃初年號確曾行用于吳地，應(yīng)當是有依據(jù)的。
王士倫在《紹興的古代銅鏡》一文中[8]，介紹日人梅原末治編《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所載一枚紹興出土的重列神獸鏡，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鄭豫作” 銘文�？墒羌o年的月朔是錯誤的，建安廿五年十月應(yīng)該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認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誤釋，而王士倫文章中還舉出梅原末治編《紹興古鏡聚英》一書，也錄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鄭豫作”的重列神獸鏡（案辛卯朔，則四日當為甲午，疑釋文誤）。我認為這兩枚銅鏡是“同范鏡”，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銘文也應(yīng)當一致。
綜上所論，孫吳境內(nèi)，確曾使用過延康、黃初年號。那么，吳簡及文獻中又存在著相反的證據(jù)，如何理解呢？關(guān)于公元220年至222年之間孫吳所奉行的年號及其問題，我們應(yīng)當從歷史實際中去探尋。
我們知道，孫權(quán)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發(fā)動對荊州的襲擊前，就與曹操聯(lián)絡(luò)，“遣使上書，以討關(guān)羽自效”（《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次年曹丕代漢，孫權(quán)仍然尊奉北方，黃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貞持節(jié)拜權(quán)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度龂�•魏書》卷一四劉曄傳，注引《傅子》：“孫權(quán)遣使求降，……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遂受吳降，即拜權(quán)為吳王�！蓖瑯舆�有一些記載，把孫權(quán)遣使結(jié)好曹魏，說成是稱臣求降�！顿Y治通鑒》也基本接受這種敘述。我認為這是符合事實的，足以反映吳魏關(guān)系的性質(zhì)。
曹丕從受降開始，就要求孫權(quán)送太子孫登為質(zhì)，孫權(quán)推延不從，渡過了吳蜀戰(zhàn)爭的困難時期以后，遂于黃初三年（222年）十月與曹魏破裂。孫權(quán)建年號黃武，雙方在江陵交兵，《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稱為“孫權(quán)復(fù)叛”�！度龂�•吳書》卷四七吳主權(quán)傳又說：“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后年乃絕�！币簿褪钦f，表面的稱臣于魏的關(guān)系，一直到黃初五年（黃武三年）才終止。黃武三年夏天，張溫使蜀，吳蜀同盟關(guān)系全面恢復(fù)，孫權(quán)才徹底結(jié)束了同曹魏的曖昧往來。
雖然《孫權(quán)傳》說孫權(quán) “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可是行用年號這種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質(zhì)�，F(xiàn)在的吳鏡銘辭中，沒有發(fā)現(xiàn)“建安二十六”、“建安二十七”這樣的紀年，卻有黃初二年的紀年。是不是據(jù)此可以推測，黃初二年至黃初三年十月這一段時間，孫吳的確是奉行黃初年號的呢？棄四分歷、改乾象歷，發(fā)生在黃武二年（黃初四年），似乎也可以作為這一推測的一個依據(jù)。
吳簡及文獻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這樣的紀年，是孫吳追述往事時，所采取的遮羞的辦法。這也就是說，現(xiàn)有吳簡中相關(guān)的紀年簡，都是后來追述當年事務(wù)時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黃武以前的簡。文獻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紀年，便是由這一習慣做法所導(dǎo)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黃初三年），便是黃武元年，為什么吳簡和文獻不直接使用黃武元年，卻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紀年呢？前面所舉韋昭撰《洞紀》四卷，稱“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這是把黃武年號的行用當作孫吳歷史的開端，只記載黃武元年十月以前的歷史，以建安年號作為其下限。這種做法，并不是韋昭個人的發(fā)明，很可能是孫吳官方的某種政策，因此才能夠反映到吳簡這樣的地方政府財政文書中來。
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一文中，報告了以下四簡：
�、� 入吏所備船師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6-2263）
② 入□鄉(xiāng)傳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
�、� 入吏番觀所備船師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 （6-2277）
�、� 其二斛八斗□昭勉□□陳晉黃武元年米 （6-2178）
以上①、③兩簡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認為就是“折減米”，是倉米在儲運過程中所發(fā)生的損耗，是一種合理損失[9]�？雌饋�，把以上四簡的內(nèi)容都理解為事后追述，完全是說得通的。吳簡中也有大量的例證，存在著隔數(shù)年而繳清有關(guān)稅米、限米的情況。我舉兩條例證：
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lǐng)黃龍三年[稅]米□□□□[斛]二斗司馬黃升黃龍元年米（6-2197）
2.領(lǐng)黃武五年佃卒限米□□斛黃龍三年民貸食□□ （12-6591）
兩簡所述都是跨越好幾個年度的倉米出入帳目。建安紀年簡就屬于這種情況。
可是，③、④兩簡的年份分別是建安廿七年和黃武元年，事實上是同一年。這種情況如何理解呢？我認為，吳簡中的這一情況，可能與賦稅繳納的年度計算方法有關(guān)，也就是與政府財政年度的區(qū)分方法有關(guān)。黃初三年十月，孫吳建年號黃武，從財政年度上看，已經(jīng)進入下一個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計入黃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后的計入黃武元年，因此會出現(xiàn)對同一年的不同年號使用。這種情況，與韋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斷孫吳以前的歷史，背景相同。同樣的用法，史書中也很常見。比如《三國志•魏書》卷五后妃傳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年一年之內(nèi)的事跡：“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同一年記事使用兩年號，就是出于歷史限斷的需要。
在沒有年度計算方面的考慮時，年號的使用要隨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館收藏孫吳弩機一件，刻文作“黃武元年七月作師陳香臂師□李”[10]。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黃武年號，這些文字顯然是后來刻寫的。這種情況在文獻中也許更常見。
孫權(quán)與魏決裂之后，對于自己曾經(jīng)奉行黃初年號一定是有所忌諱的，何況與曹魏的敵對關(guān)系也不允許再在文書中提到這一年號，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間的往事時，使用何種紀年方法，一定是經(jīng)過了認真考慮的。我認為，延長建安以銜接黃武，是孫吳官方的政策，在孫吳境內(nèi)要普遍遵守。這就是今天我們在文獻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紀年的來歷，同樣也是吳簡中出現(xiàn)這些建安紀年簡的原因。
如果這一推論不誤，那么，吳簡中的建安紀年，反過來證明了現(xiàn)有的長沙吳簡，在時間上并沒有逾越孫吳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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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頁。
[2]王仲殊：《“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考古》1987年第7期。
[3]見俞偉超先生為《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所寫的序言，見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文物出版社，1986年，1-9頁。
[4]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三角緣盤龍鏡》，《考古》1987年第3期。
[5]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圖版93，說明文字見24頁。
[6]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圖版108、109，說明文字見33-34頁。
[7]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chǎn)地》，《考古》1985年11期。
[8]王士倫：《紹興的古代銅鏡》，《考古通訊》1956年第6期。
[9]王子今：《走馬樓簡“折咸米”釋義》，《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3號，蘭臺出版社，2001年。
[10]我2000年夏訪問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剛卯先生引領(lǐng)參觀，謹此志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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