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

　　不用說，中國時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期——所謂關“社會轉型”，主要有三方面含義：一是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
二是指社會結構變動，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tài)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fā)展指標的實現(xiàn)。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是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fā)生明顯的變化；
三是指社會形態(tài)變遷，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fā)展。因此，在這個時期各種矛盾空前集中，也空前復雜，處理這些矛盾也應當特別小心，將其爆發(fā)控制在最小可能。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以最小代價完成社會轉型——畢竟，中國已經是一個在這方面付出過慘痛代價，而再也“輸不起”了的古老國家。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晚清時期，中國也面臨急劇社會轉型人物——用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的話來說，就是“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而戊戌變法，其最終目的也在于完成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因而，從這場運動失敗的原因中，我們或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社會轉型期要避免激化社會矛盾這個道理。

　　對于戊戌變法的失敗的原因，傳統(tǒng)看法是“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fā)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睂嶋H上，任何一個在外部壓力下被迫進行改革的國家——比如“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都面臨著同樣問題，然而，為什么日本能成功，而我們卻失敗？

　　所以，我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沖突雙方（維新派和“頑固派”）在維新過程中，都只一味只顧及己方利益，罔顧他人，結果激化矛盾，終至兩敗俱傷，讓整個國家社會為之付出沉重代價。

　　就“頑固派”慈禧一方而言，慈禧實際上并不反對變法——據(jù)費行簡《慈禧太后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茍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 在后來她自己主導新政時，她也有言“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yè)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

　　然而，光緒帝和他信任的康有為梁啟超諸人卻沒有很好跟整個實際上掌握著國家大權的老佛爺和諧共生，利用其影響力緩慢而有效地推動改革。倒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地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以下均用舊歷）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fā)，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和維新派這種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xiàn)存社會有利害關系 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于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守舊派因此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本來，出現(xiàn)了這些矛盾也是自然，作為變法一方理應放慢速度，化解矛盾，在保持社會穩(wěn)定和自身安全的同時，穩(wěn)步推進改革。然而改革派不此之圖，反而采取魯莽滅裂的霹靂手段，幻想畢其功于一役：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實際上就是要對慈禧進行政治清算。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結果袁世凱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另一面暗中將這一消息告知榮祿，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開始復仇：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要之，戊戌變法的敗乃敗于一方（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夢想對頑固派進行政治清算，畢其功于一役；
而另一方（以慈禧為代表的所謂“頑固派”）卻因此而進行復仇，抓住機會對改革派大動干戈大開殺戒。結果，兩敗俱傷：中國社會為之付出慘痛代價，中華民族繼續(xù)沉淪，而滿清統(tǒng)治也因此壽終正寢。

　　目前，中國改革進入關鍵時期，各種矛盾的集中復雜當不下于戊戌之時，當此之際，各方勢力最佳選擇只能是在承認對方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和平博弈，化解矛盾；
而不是一味高揚自身合理性，魯莽滅裂，激化矛盾。

　　茍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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