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藏加：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fā)展歷史及其特質(zhì)

　　【內(nèi)容提要】

　　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資料的基礎上，首先對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歷史沿革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梳理，并歸納為初創(chuàng)時期、中興時期和后期發(fā)展時期三個不同的發(fā)展演進階段；
其次，以格魯派為例，對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模式、內(nèi)涵及特質(zhì)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述，尤其對寺院教育中的教材內(nèi)容、教學體制和學位制度等作了重點闡述�！�

　　【關鍵詞】寺院 教育 歷史 體制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不僅有著悠久的發(fā)展歷史，而且具有與眾不同的諸多特質(zhì)，它在藏族傳統(tǒng)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斷言，寺院教育曾在藏族歷史上完全壟斷過藏族社會的整個文化教育。

　　一、 寺院教育的發(fā)展演進歷程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最初是伴隨佛教的傳播而產(chǎn)生，后來隨著藏傳佛教的興盛而發(fā)展。寺院教育大致經(jīng)過了初創(chuàng)時期、中興時期和發(fā)展時期三個不同的發(fā)展演進歷程。

　　1、初創(chuàng)時期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初創(chuàng)于8世紀，桑耶寺則是開端“寺院教育”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悠久歷史。[①]在桑耶寺內(nèi)設立譯經(jīng)院、講經(jīng)院和修行院等傳播或修習佛教的專門學院。根據(jù)《巴協(xié)》記載：在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稱的學院或佛殿，如東邊有清凈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語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邊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觀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譯經(jīng)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邊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彌勒院（Byams Pa Gling）、禪定院（Bsam Gtan Gling），北邊有聚寶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發(fā)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護法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②]從當時桑耶寺各個學院所發(fā)揮的作用來看，每個學院皆凸現(xiàn)了各自的專業(yè)側(cè)重點，如清凈律藏院主要用于講經(jīng)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場所，藏族“七覺士”就是在這里受戒出家，成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團；
[③]智慧文殊院是研習佛學的場所；
妙音語言院是學習多門語言的場所；
降魔居士院是專門舉行密宗法事的場所；
圣大悲觀音院是贊普赤松德贊修持本尊馬頭明王的場所；
譯經(jīng)天竺院是專門翻譯佛經(jīng)的場所；
毗若遮那院是授記預言的佛殿；
彌勒院是預測未來的佛殿；
禪定院是專門坐禪修煉的場所；
菩提發(fā)心院是高僧大德講經(jīng)和出家人修行發(fā)菩提心的場所。

　　桑耶寺成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動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更是翻譯佛經(jīng)的重要場所。當時赤松德贊從天竺、唐朝等地邀請許多佛教學僧和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偕同吐蕃本族的學僧一起在桑耶寺譯經(jīng)院從事佛經(jīng)翻譯，在《桑耶寺簡志》[④]中有具體描述。

　　特別是寂護在當時主持并講解翻譯律藏經(jīng)典和中觀思想，從而在吐蕃開創(chuàng)了講經(jīng)聽法的學風。正如“靜命堪布負荷講說從律藏到中觀的說法重任，打開講聽之風�！盵⑤] 這是注重對佛教顯宗理論學習的一種重要舉措。另外，根據(jù)《如意寶樹史》記載，寂護在桑耶寺譯經(jīng)院主持譯經(jīng)的同時，在桑耶寺清凈律藏院傳授別解脫律儀戒，在菩提發(fā)心院傳授菩薩戒，宣講自己的《中觀莊嚴論》和智藏的《中觀二諦論》，建立了佛教顯宗中觀思想的主導地位。

　　2、中興時期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經(jīng)過初創(chuàng)時期，便遭遇朗達瑪滅法運動而徹底中斷，后來隨著藏傳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復興，特別是噶當派高僧對寺院教育的興起做出了巨大貢獻。1073年，噶當派高僧俄勒貝喜饒（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薩以南、聶塘以東的地方（今堆龍德慶縣境內(nèi)）創(chuàng)建一座寺院，最初叫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后簡稱桑浦寺。當時桑浦寺以弘揚藏傳佛教因明學及佛經(jīng)辯論而著稱于整個藏傳佛教教育界。俄勒貝喜饒是阿底峽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區(qū)親近賽尊（Se Btsun）大師，深入學習佛教三藏，學業(yè)圓滿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講經(jīng)院，培養(yǎng)了眾多學僧弟子。阿底峽尊者在聶塘傳授佛法期間，俄勒貝喜饒遂前往阿底峽處聽講不少佛經(jīng)，還請阿底峽和那措譯師翻譯了《中觀心論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復請阿底峽撰寫了《中觀教授論》。他建造桑浦寺后，經(jīng)常往返于熱振寺與桑浦寺之間，溝通關系、交流經(jīng)驗，共同弘揚阿底峽的教法體系。俄勒貝喜饒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羅丹喜饒（Rngog Blo Ldan Shes Rab）繼任桑浦寺住持。

　　俄羅丹喜饒（1059－1109），從小跟隨俄勒貝喜饒叔叔學習佛法，由于他天資聰慧，深得叔叔喜愛，17歲時便派往克什米爾求法，途經(jīng)阿里時又巧遇并參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會。[⑥]俄羅丹喜饒在阿里得到孜德王(Mngav Bdag Rste Lde)的兒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資助，使他在克什米爾專心留學達17年，廣拜名師系統(tǒng)研習佛法。留學期間曾應旺秀德的請求，同班智達噶丹嘉布一起翻譯了《量莊嚴論》。俄羅丹喜饒學成返回故鄉(xiāng)后，依然拜師學法不輟，還曾赴尼泊爾拜阿都拉亞巴寨等大師專門修習密法。從尼泊爾歸來，俄羅丹喜饒開始校訂或翻譯佛經(jīng)，成為一名著名的佛經(jīng)翻譯家。同時，他以桑浦寺為中心在拉薩、桑耶、聶谷那、聶崗土、藏絳喀等地，講經(jīng)說法，廣收徒弟。他主要傳授因明學、慈氏五論、中觀等佛教顯宗經(jīng)論，其學僧弟子逐漸達到23000多人，其中能夠宣講佛法的有2130多人，闡釋經(jīng)論的有1800多人，講解量決定論的有280多人，講授量莊嚴論等大經(jīng)的有55人。1109年，俄羅丹喜饒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歲。在數(shù)萬名徒弟中有四大著名弟子，即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卓羅巴洛智瓊奈、瓊?cè)蕷J札和寨喜饒帕。這四大弟子繼續(xù)弘揚俄叔侄開創(chuàng)的桑浦寺教法體系，即因明學和辯經(jīng)學，在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蓬勃發(fā)展。

　　香蔡邦曲吉喇嘛主持桑浦寺期間，學僧猛增，寺院擴建，寺院教育趨于完善。當時以俄羅丹喜饒靈塔為中心，在東邊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講授因明學、在南邊由嘉強日瓦（Rgya Mching Ru Ba）講授般若、在西邊由仁欽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師講授現(xiàn)觀莊嚴論、在北邊由云丹喜饒（Yon Tan Shes Rab）講授律藏。[⑦]特別是恰巴曲吉桑格將因明學分類分科并根據(jù)學僧的佛學水平分成五個班級，而且建立相互提問解答的辨經(jīng)制度，使藏傳佛教因明學或辯論學更加科學化。這一時期除了桑浦寺外，還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學習五部大論的教學機制，諸如蔡貢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堅熱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納唐（Snar Than）、薩迦（SaSkya）、昂仁（Ngam Ring）、夏魯（Zha Lu）、楚普（Khro Phu）、奈寧（Gnas Rnying）、矯摩�。⊿kyor Mo Lung）、布東（Bo Dong）、巴南嘎東（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麥（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澤當（Rtsed Thang）等二十多個學經(jīng)院，[⑧]則是為積極推行學習五部大論、建立健全寺院教育體制做出重要貢獻的寺院。[⑨]至此，藏傳佛教后弘期內(nèi)產(chǎn)生的以桑浦寺為中心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體制基本形成。

　　3、發(fā)展時期

　　隨著藏傳佛教寺院的蓬勃發(fā)展，寺院教育在藏族地區(qū)日臻完善，特別是后起之秀格魯派的創(chuàng)立，大大促進了寺院教育的長足發(fā)展。1409年，宗喀巴大師在拉薩以東的卓日窩切山腰創(chuàng)建了甘丹寺，并在該寺推行嚴守佛教戒律，遵循學經(jīng)次第，提倡先顯后密即顯密相融的佛學體系，并成功地建立了有章可循的寺院機制和一整套嚴格的教學體制。實際上，宗喀巴早在他36歲時就開始招收徒弟講經(jīng)說法，先后在各地講授《現(xiàn)觀莊嚴論》、《因明》、《中論》、《俱舍論》等；
還專門研習噶當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論》等重要經(jīng)論，同時系統(tǒng)修學薩迦派的“道果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種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終通達各派顯密教法，以中觀為正宗，以噶當派教義為立宗之本，綜合各派之長，并親自實踐或修行為證驗，建立了自己的佛學體系。格魯派在繼承桑浦寺寺院教育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比如，宗喀巴不僅富有創(chuàng)見性地將五部大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魯派寺院內(nèi)建立了學科分類、高低分層的教學體制，寺院教育更加系統(tǒng)化。具體而言，宗喀巴根據(jù)五部大論的相互關系和內(nèi)容深淺不同等特點，制定先學攝類學，認為攝類學或釋量論是開啟一切佛學知識之門的鑰匙；
其次為般若學，認為般若學是佛學的基礎理論；
之后為中觀學，認為中觀學是建立佛學觀點的理論基石；
而后為俱舍論，認為俱舍論是領會小乘之因、道、果理論的權威經(jīng)典；
最后是戒律學，認為戒律學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學的歷史和規(guī)則，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經(jīng)典理論�？梢�，宗喀巴在融會貫通五部大論的基礎上建立的教學方法，是一種系統(tǒng)掌握佛教三藏的頗具科學性的寺院教育體制，在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史上具有創(chuàng)新性。所以，這一教學體制很快在格魯派各大寺院推行，并對其它宗派的寺院教育產(chǎn)生深遠影響。這是宗喀巴對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事業(yè)做出的突出貢獻。

　　二、 寺院教育的模式及內(nèi)涵特質(zhì)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具有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無論從教育模式、學科內(nèi)涵，還是在學位制度等方面皆有自己的顯著特質(zhì)，其特質(zhì)主要反映在教材、教學和學位三個方面。

　　1、教材

　　就一般而言，佛教五部大論[⑩]是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的主要教材。因為五部大論涵蓋了佛教三藏。[11]值得提出的是，五部大論在佛教顯密二宗中純屬佛教顯宗理論，它不過多涉及密宗實踐修持內(nèi)容。五部大論最初是在后弘期興起的藏傳佛教六大顯宗學院中開始全面學習，逐漸成為主要教材。這六大顯宗學院分別是桑浦寺、德瓦堅熱瓦堆扎倉、蔡貢唐寺、巴南嘎東寺、矯摩隆寺和斯普寺，后來格魯派寺院繼承這一學風，并得以發(fā)揚光大，至今五部大論依然是各個寺院教育中無可替代的重要教材。

　　藏傳佛教認為，印度古賢二圣六莊嚴[12]是全面繼承和嚴格遵循釋迦牟尼佛法的無與倫比的八位杰出論師，他們的有關論著則是最具權威的佛學經(jīng)典論著。所以，五部大論中的因明學以陳那和法稱的論著為準、中觀學以龍樹師弟的論著為準、俱舍論以無著兄弟的論著為準、戒律學以釋迦光和功德光的論著為準。同時，系統(tǒng)學習二圣六莊嚴的經(jīng)論，還意味著最終實現(xiàn)樹立佛學中觀思想的宗旨。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從佛學見、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見”是在中觀學和因明學中闡述或體現(xiàn)，而大乘之“行”則在般若學中闡述或體現(xiàn)；
小乘之“見”和“行”都在俱舍論中闡述或體現(xiàn)；
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學中闡述或體現(xiàn)；
而大小乘之“修”則在 “見”和“行”的闡釋中涉足。所以，學習五部大論，將會明辨大小乘在見、修、行上出現(xiàn)的細微差異或不同觀見，與此同時，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13]中逐次升華的佛學思想。

　　根據(jù)格魯派的闡釋，釋迦牟尼開創(chuàng)的佛教正法，歸根結底，是由教義理論和實踐證驗構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則攝在經(jīng)、律、論三藏之中；
一切“證”的正法，又攝在戒、定、慧三學之中。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廢，而三學又必須全面修習。也就是說，凡是立為佛教正法者，其見、修、行三者不可違背三藏教法；
自心行持，也要隨順三學證法。同時，還要具備方便智慧雙運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覺悟。正因為有了如此的宗教見地，方令每個學僧力爭做到對于經(jīng)藏，多聞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學上，認真修習；
對于律藏也要盡力修習，通達戒、定二學；
對于論藏也要不斷研習，獲取通曉諸法性相的智慧。特別是戒、定、慧三學在寺院教育中成為必須遵循的三條修習佛法的途徑，其中缺一不可。為此，制定出具體的教學內(nèi)容即教材，如在戒律學方面，主要學習《律經(jīng)》；
在定學方面，重點學習《現(xiàn)觀莊嚴論》；
在慧學方面，主要學習《中論》、《因明學》、《俱舍論》。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對佛教三學極為重視，自有其道理，認為三學中的戒律學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礎；
而定學是約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徑；
慧學就是增長智慧、不昧于解脫之道。故有無戒不定，無定不能生慧之說。這便是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竭力系統(tǒng)研習五部大論的重要因素。

　　2、教學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在教學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以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為例，該寺按照佛教顯、密宗的分科原則，在寺內(nèi)設立六個學院，即聞思學院、續(xù)部下學院、續(xù)部上學院、喜金剛學院、時輪學院、藏醫(yī)藥學院。除了聞思學院外，后五個學院可納入密宗范疇。然而，學院中規(guī)模最大、學僧最多的則是聞思學院，即顯宗學院，其內(nèi)部分設13個不同的學科班級，整個學期最少也在15年以上。顯宗學院主要學習佛教五部大論，重在全面理解和深刻領會。也就是說，每位學僧通過師授、背誦和辯論的形式，漸次精通佛教《因明》、《般若》、《中觀》、《俱舍論》、《律學》五部大論。

　　特別是辯論和背誦是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最具特色的學習方法，通過辯論可提高學僧的哲學思辨能力，從而能夠進一步領會藏傳佛教的深奧義理。就一般而言，背誦經(jīng)文和辯論佛學疑難問題，則是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的兩大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因此，在各個寺院學習的年輕僧人，尤其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學僧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背誦經(jīng)文和辯論佛學疑難問題之上。比如，他們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將早晚的時間主要用于獨自背誦經(jīng)文，而早晚背誦的經(jīng)文又成為參加上午或下午集體辯論佛學疑難問題時廣為應用或印證的理論武器。所以，背誦經(jīng)文和辯論佛學難點已成為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相輔相成的兩大學經(jīng)方法，猶如一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實際上，這一學經(jīng)方式的形成，主要取決于藏傳佛教寺院的考試制度。如寺院考試制度不但嚴格而制度化，而且與眾不同，具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其中背誦經(jīng)典考試和辯論考試，則是寺院教育考試的主要方式。如在背誦經(jīng)文的考試中，背誦的經(jīng)典越完整、篇幅越長，其考試成績就更加優(yōu)異；
辯論考試是以正方或反方的形式進行辯論，在藏傳佛教的宗教術語中被稱為立宗辯論，就是圍繞某學說或論點進行答辯，提出其中的許多疑難問題，讓答辯人一一解答或簡明扼要的闡釋，如對答入流或闡釋深入淺出，其答辯人的辯論考試及格或成績優(yōu)異，否則，其答辯考試不能通過，需要重新復習，有待補考。尤其是這一考試方式從低年級就納入僧人的學經(jīng)之中，并對學僧的學習起到促進作用。由于藏傳佛教經(jīng)院教育提倡并重視辯論這一學經(jīng)方式，每位學僧個個思維敏捷或善于辯論，并具有超常的哲學思辨能力。

　　總之，在顯宗學院學習的學僧，其學習過程則是廣聞博學，背誦強記，多維思考，反復辯論，從而達到對 “五部大論” 的嫻熟理解和融匯貫通，最終順利考取格西學位，并進入密宗修習階段。密宗修習的年限無期，主要取決于學僧的勤奮、智慧、悟性等個人條件來不斷提升或獲得成就。

　　3、學位

　　藏傳佛教格西(Dge Bshes)[14]學位，是隨著寺院教育的不斷發(fā)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種宗教學位制度。格魯派三大寺沒有創(chuàng)立之前，在藏傳佛教教育界已經(jīng)產(chǎn)生授予格西學位的教學體制，而且有不同級別的格西學位稱謂，如熱絳巴(Rab Vbyams Pa)、噶西巴(Bkav Bzhi Pa)、噶俱巴(Bkav Bcu Pa)等格西。在五部大論中只精通般若學后可考取熱絳巴格西學位，五部大論中學完除了因明學外的其它四門學科后可考取噶西巴格西學位，學完五部大論后可考取噶俱巴格西學位。后來在拉薩創(chuàng)建格魯派三大寺，使授予格西學位的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第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參在代理甘丹寺赤巴（法臺）期間，在拉薩傳昭大法會上創(chuàng)立了授予拉然巴(Lha Ram Pa)格西學位的制度。[15]

　　除了拉然巴格西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級別或?qū)�業(yè)的格西學位，諸如 “措然巴”(Sthogs Ram Pa)、“林賽巴”(Gling Gsal Pa)、“多然巴”(Rdo Ram Pa)、“阿然巴”(Sngags Ram Pa)、“曼然巴”(Sman Ram Pa)、“噶然巴”(Bkav Ram Pa)等。

　　措然巴格西，是僅次于“拉然巴”的一種格西學位。每位考僧在拉薩小昭寺舉行的大法會上，通過拉薩三大寺眾高僧前答辯佛教經(jīng)律論后，才能獲得這一宗教學位。

　　林賽格西，該學銜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學僧在拉薩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內(nèi)通過答辯佛教經(jīng)論而考取的一種格西學位。

　　多然巴格西，是某位學僧在各大寺院大經(jīng)堂門前的石階上舉行的法會上通過眾僧前答辯佛教經(jīng)論而獲取的一種格西學位，排在林賽格西之后。凡是具備條件的各大寺院均有資格授予多然巴格西學位。

　　阿然巴格西，是某位學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學院中通過對密宗理論的研習以及實踐修煉而獲得的一種格西學位。一般而言，進入密宗學院修學的條件比較嚴格，其學僧必須先經(jīng)過在聞思學院研讀藏傳佛教五部大論的階段，并在此獲得畢業(yè)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學院深造；
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學位中的任何一項后，被選派或推薦到密宗學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學位。阿然巴格西中也有等級差別，如在拉薩上、下密宗學院中獲取的阿然巴格西，是至高無上、最為權威的密宗格西學位。

　　曼然巴格西，是某位學僧在藏傳佛教各大寺院的藏醫(yī)學院長期研習藏醫(yī)藥學而獲得的一種格西學位或藏醫(yī)學位。由于藏醫(yī)學院所學理論知識極為廣泛深入，而且還要經(jīng)常進行在野外采藥等實踐，故其研習時間相對較長。

　　此外，許多藏傳佛教寺院中還授予“噶然巴”(Bkv Ram Pa)、“熱絳巴”等級別較低的宗教學位，在此不一一贅述。

　　總之，考取宗教學位，是每一名出家僧人的一大宿愿，也是顯示自己佛學知識水準的主要頭銜。然而，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的格西這一宗教學位并非人人能夠考取，而是極少數(shù)僧侶經(jīng)過長期勤奮修學才有機會獲取。一旦獲得格西學位，特別在大昭寺舉行的大考場通過“拉然巴”格西學位的考試，在藏傳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榮譽和宗教地位。因為拉然巴格西，是藏傳佛教格西學位中級別最高的宗教學位，也是藏傳佛教顯宗中最權威的學銜。

　　三、結語

　　綜上所述，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經(jīng)過了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創(chuàng)新、逐步完善的發(fā)展歷程，它作為一種教育模式，更具有諸多與眾不同的特質(zhì)。藏傳佛教“前弘期”作為寺院教育的初創(chuàng)時期，圍繞佛經(jīng)翻譯開辦了講經(jīng)說法的學院；
而“后弘期”作為寺院教育的中興時期，隨著因明學的興起而形成了研習五部大論的學風；
至宗喀巴時代作為寺院教育的發(fā)展時期，伴隨格魯派三大寺的創(chuàng)立而建立了系統(tǒng)學習五部大論的教學體制。尤其是寺院教育特有的教育資源、教學方式、學科內(nèi)容、考試規(guī)則和學位制度，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藏傳佛教高度發(fā)達的培養(yǎng)貫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的教育體系�？梢哉f，藏族地區(qū)的數(shù)千座寺院既是信仰和傳播藏傳佛教的搖籃，又是繼承和發(fā)展藏傳佛教文化的學府。

　　【注釋】

　　[①] 桑耶寺是天竺高僧寂護和蓮花生在赤松德贊的大力支持下，于公元774年主持動工興建，經(jīng)五年于778年竣工。關于創(chuàng)建桑耶寺的年代，藏文史書中的記載不盡一致。

　　[②] 詳見《巴協(xié)》第47-49頁，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③]“七覺士”史稱“七試人”，分別是巴∙賽囊、桑希、瑪∙仁欽喬、昆∙魯意旺布松、巴郭∙比若札那、恩蘭∙嘉哇卻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

　　[④] 第18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 《土觀宗派源流》第28頁。

　　[⑥] 丙辰法會是阿里王孜德召集全藏區(qū)的學通佛教三藏的所有大師級的學僧，于火龍年（1076年）在阿里舉行的大型法會。該法會是藏傳佛教后弘期內(nèi)的一大盛事，因而在藏傳佛教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⑦]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3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⑧]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5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⑨]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5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⑩] 即《因明》(sthad-ma)、《般若》(phar-phyin)、《中觀》(dbu-ma)、《俱舍論》(mngun-pa-mdzod)、《律學》(vdul-ba)五部大論。

　　[11] 因明學、中觀學和俱舍論屬于論藏，而且作為論藏的精華略論；
般若學屬于經(jīng)藏，而且作為經(jīng)藏的精華略論；
戒律學屬于大小乘律藏，而且作為大小乘律藏的精華略論。

　　[12] 二圣是指釋迦光和功德光，六莊嚴分別是龍樹、圣天、無著、世親、陳那和法稱。

　　[13] 指一切有部、經(jīng)部、唯識宗和中觀派。

　　[14] 在藏語中拼寫為“DgeShes”（格西），在漢文里意指“善知識”。

　　[15] 每位申請拉然巴格西學位的考僧，必須在拉薩大昭寺舉行的祈愿大法會期間，通過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的色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學疑難問題的答辯，并得到認可才能獲取這一宗教學銜。按歷史定制，每年考取七名拉然巴格西，并舉行隆重的慶典會，在會上頒發(fā)格西學位證書和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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