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

　　不論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還是在普通的閱讀接受領(lǐng)域，老舍一向被當作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的一個得到較高的尊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三大“新貴”的座次直線上升，此外艾青、馮至、穆旦這三大詩豪也身價倍增，再加上趙樹理、丁玲乃至張恨水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六大巨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郭巴”兩位似乎被認為不具有“永恒的藝術(shù)價值”而準備在恰當?shù)臋C會將他們列入“甲B”的二流集團，而茅盾的長篇小說“大哥大”的寶座也搖搖欲墜。在這樣豪杰并起的境況艱難中，老舍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有凌越于茅公巴老之上，與沈從文錢鐘書平起平坐、蟬聯(lián)現(xiàn)代小說大師“后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原因是老舍并不處于全局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余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chǎn)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jié)論�！　�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lǐng)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fā)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lǐng)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么強烈的“五四”創(chuàng)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yīng)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愿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yīng)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shù)字審美學”，已經(jīng)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桿子也打不著的親戚”。仿佛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念的根本不是一本經(jīng)。看看名字就覺得別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xiāng)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醋置�，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么“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qū)別在于，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仿佛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guān)系�！拔逅摹睍r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yǎng)家糊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后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chǔ)，他跟大學里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么》，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啰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后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后，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tài)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持，但到底擁護的支持的是什么玩意，自己并不大清楚�！　�

　　老舍殺入文壇，也跟別人不一樣。老舍一不為什么主義，二不湊什么熱鬧，三沒有什么集團。他1924年到1929年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教書，閑居無事，就在一本練習本上寫著玩，寫完了便乘興寄給《小說月報》。沒想到一出手就“文章驚海內(nèi)”，不幾天就“書札到公卿”。幾部大作問世后，他輾轉(zhuǎn)回到祖國，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師了。他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好像是“游戲消遣”式的，但他又與鴛鴦蝴蝶派不同。鴛鴦蝴蝶派一是成幫結(jié)伙，二是愛趕時髦湊熱鬧，三是立場多變。而老舍雖然朋友滿天下，但不入幫，不結(jié)黨，除非形勢所迫，不參與別人發(fā)起的什么運動，而且一貫以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很少隨波逐流。他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成了新文學的小說大師，文學界和他自己都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一現(xiàn)實，沒有人覺得有什么不和諧�！　�

　　然而若是單獨看看老舍的前兩部作品——《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假如老舍不再繼續(xù)寫作的話，那么僅憑這兩部小說，完全可以把老舍列入鴛鴦蝴蝶派的“滑稽小說家”中去。當然，這是比較高級的滑稽。假如老舍的這兩部小說不是發(fā)表在《小說月報》，而是發(fā)表在《紅玫瑰》或《新聞報》的話，那么老舍無疑就是鴛鴦蝴蝶派新一代的滑稽小說領(lǐng)袖。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鴛鴦蝴蝶派的創(chuàng)作中心開始由南向北轉(zhuǎn)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態(tài)成為大眾讀物領(lǐng)袖。在社會言情小說方面出現(xiàn)了張恨水，在武俠小說方面出現(xiàn)了還珠樓主，在滑稽小說方面出現(xiàn)了耿小的。耿小的雖然也號稱是“含淚的笑”，但跟老舍比，氣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籌。老舍能讓人笑得捧腹，也能讓人欲笑不能�！独蠌埖恼軐W》和《趙子曰》完全可以說是鴛鴦蝴蝶派滑稽小說中興的里程碑。耿小的后來有一部《時代群英》，主題和內(nèi)容與《老張的哲學》相似處甚多，主人公高始覺也是在自己開的學校里開商店，但閱讀感覺是惡噱過多，缺乏嚴肅的批判底蘊。而《老張的哲學》雖然老舍自謙是“搔新人物的癢癢肉”，但自有一股正氣和大家風度流布于字里行間，這也是老舍不可能與鴛鴦蝴蝶派為伍的原因。　　

　　除了風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在思想上也與新文學格格不入。老張并不是純?nèi)坏呐f派人物，對這個人物的諷刺并沒有多少“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意義。對老張進行的主要是道德批判，老張是被作為一個“壞人”受到盡情的嘲弄和挖苦的。而這種道德批判的出發(fā)點，則是傳統(tǒng)的，老張的惟利是圖，損人利己，都與“世風日下”的新思潮有關(guān)，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正是傳統(tǒng)社會的崩潰，才導致老張這樣的壞人橫行于世的�！囤w子曰》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五四”青年。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讀書、不上課，打老師、罵校長，穿著運動服睡覺表示時髦，背著冰刀去冰場，不為溜冰而只為勾搭女學生……這樣的觀點在“五四”青年和我們“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看來，當然是誤解甚至是污蔑，但不能否定的是，這其實正是廣大民眾的真實想法。老舍說出了民眾的心聲。在沈從文的《蕭蕭》里，也有一段敘述鄉(xiāng)下人怎樣看待女學生的文字。鄉(xiāng)下人認為女學生就是隨便花錢和隨便跟男人睡覺的一種女人。但沈從文并未以此作為自己的觀點，他只是以此來形容鄉(xiāng)下人的淳樸和愚憨。而老舍對新人物的這種看法，卻延續(xù)在他全部的創(chuàng)作里�！　�

　　老舍知道自己成為新文學小說大家后，自然要收斂他的滑稽，寫出正經(jīng)的貨色示人。這用北京話說，叫做“知道好歹”。老舍這樣的人，面子第一，你只要對他尊敬、和氣，讓他干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寫了批判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一個道理是：“我的年歲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這些年來，我寫了好幾個戲，而他卻一個也沒寫。……他自己寫不出來，只好怨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錯了�？梢财婀�，我與他都在黨的領(lǐng)導下，我能寫而他不能寫，難道這真是黨的錯嗎？……吳祖光，回頭吧！”（《吳祖光為什么怨氣沖天》）這段話今天看來頗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吳祖光這樣的作家為什么對共產(chǎn)黨有意見，在他看來，有這么好的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著，不好好干活，真是“不知好歹”。這完全是一個樸素的勞動者的思想，而不是把黨的事業(yè)就當成自己的事業(yè)的“五四作家”的思想。所以老舍這樣的作家也跟著去批判吳祖光、批判胡風時，態(tài)度很真誠，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時還反而起到一種“攪混水”的保護作用。老舍其實一輩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關(guān)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話題，他雖然講授過《文學概論》，但自己對理論是不大感興趣的。他說：“使我心里光亮起來的理論，并不能有補于創(chuàng)作”。（《未成熟的谷�！芬唬┧�看重的是實際的寫作能力。他一生都在關(guān)心自己的寫作數(shù)量和種類，經(jīng)常算創(chuàng)作賬，包括稿費。50年代他特別高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終于可以不用擔心養(yǎng)家糊口的問題而縱情高產(chǎn)了。他不但自己成為高產(chǎn)的“作家勞�！�，而且衡量別人時也以此作為一個標準。他在1955年的《反對文人無行》這篇文章里講了三條意見，第一是反對作家怠工，第二是說作家經(jīng)常創(chuàng)作等于工人農(nóng)民經(jīng)常勞動，第三才是籠統(tǒng)地反對道德墮落。老舍這樣的“作家觀”，與鴛鴦蝴蝶派非常接近。鴛蝴派的創(chuàng)作觀就是“勞動觀”。但是鴛蝴派的勞動觀里海派的商業(yè)氣息很濃，有時含有出小力賺大錢的思想。而老舍的勞動觀更接近普通大眾，即憑本事賺錢，“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老舍可以說是一個作家里的“駱駝祥子”。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老舍雖然早早被當作新文學小說家，但他對什么新舊文學的宗旨、區(qū)別卻一直摸不著門徑。也正因此，他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他會寫《駱駝祥子》卻不會寫“無產(chǎn)階級文學”，會寫《月牙兒》卻不會寫“時代女性”，會寫《斷魂槍》卻不會寫“現(xiàn)代武俠”，他還糊里糊涂寫過《貓城記》這樣的“反革命”小說。從立場和趣味上判斷，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代表大眾思想和大眾情感的大眾作家�，F(xiàn)在我們可以明白，現(xiàn)代文學“六巨頭”里假如沒有老舍的話，那就意味著新文學缺少了一塊致命的東西——大眾。所以郭沫若、巴金、茅盾都可以遭受質(zhì)疑，因為他們是革命作家，把他們換成不革命或反革命作家就可以了。只有老舍因為不能替換而安然無恙。一部著名的現(xiàn)代文學史里說，老舍為新文學贏得了大量的市民讀者。其實應(yīng)該這么說：新文學把老舍拉過來，同時帶來了老舍的大量客戶，老舍的一切成就也便算在了新文學的功勞簿上。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大多數(shù)重量級的學者其實是對老舍不感興趣或假裝不感興趣的，他們害怕別人說自己“俗”。以現(xiàn)代文學研究實力最強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為例，他們開設(shè)過魯迅研究課、茅盾研究課、曹禺研究課、周作人研究課、金庸研究課，但沒有開設(shè)過老舍研究課，而且十幾位現(xiàn)代文學學者中沒有一位老舍研究專家。當然這些學者對老舍都是十分敬重的，也寫過一些有分量的老舍研究論文，可這仍然說明了老舍在現(xiàn)代文學中佼佼不群的處境。盡管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學者都打著人民的旗號，但人民的苦樂悲歡他們何嘗得知又何嘗愿意得知。不過人民也不稀罕他們得知，人民有老舍就夠了�！　�

　　這樣強調(diào)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并非認為老舍就完全是與新文學同床異夢。在新舊文學之間，老舍當然屬于新文學。只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老舍，使我們擴大了理解新文學的空間。新文學的偉大，在于它是不斷擴展的，是不斷自我批判的。新文學的自我更新，包括容納了老舍這樣的作家，促使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學也要不斷更新。這樣，整個現(xiàn)代文學就進入了活躍繁榮的狀態(tài)。沒有大眾化追求，就沒有現(xiàn)代文學的繁榮，就沒有現(xiàn)代文學的大多數(shù)經(jīng)典之作。被公認為代表大眾趣味的張愛玲提到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作品時，是把老舍的《二馬》與鴛鴦蝴蝶派的《海上花列傳》并舉的，她這樣來看現(xiàn)代文學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情況下，不考慮階級、流派，而只考慮大眾的“藝術(shù)評分”。其實“六巨頭”也正是大眾藝術(shù)評分的結(jié)果，一切“經(jīng)典”都不是“專家”所能夠欽定的，經(jīng)典最后是由大眾決定的，這也就是作品要“活在人民心中”的道理。老舍是活在了人民心中，包括代表人民利益的學者心中，所以他相信自己作品的價值，所以他在受辱后能夠勇敢地自殺，他用不著依靠茍活長壽來影響乃至竄改對自己的歷史評價�！　�

　　理清了上述思路，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就豁然開朗了。　　

　　老舍是來自大眾的作家，要從大眾生活的角度來認識他。當然，誰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大眾，如同趙樹理、張愛玲一樣，老舍代表自己那個地域和階層的大眾，即中國北方方言區(qū)的普通市民。不理解這些市民的生活，隔膜、鄙夷、恐懼或是敷衍，那就不能理解老舍。　　

　　老舍忠實于自己的大眾立場和趣味，沒有因為教育的影響和地位的改變而背叛。很多下層出身者上了大學就一心要鉆入“上流社會”，以過去的背景和趣味為恥，不明白忠實于原來的立場可能才是真正的“上流”。我們應(yīng)該研究為什么老舍身處主義和思想的叢林卻能夠“獨立不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來自大眾的精神價值如此強有力嗎？　　

　　老舍在內(nèi)無個人策劃、外無集團援助的情況下，以大眾性獲得了成功，這充分說明大眾文化的偉力，代表大眾心聲的東西是遲早要大受歡迎，誰也壓制、防范不住的。專門靠陰謀策劃、廣告包裝、賣弄術(shù)語或辱罵名人而“出道”者，終無可觀�！　�

　　新文學迅速把老舍引為同道，是新文學和老舍的“雙贏”。設(shè)想假如在老舍回國之前新文學的某位批評家一激動，將老舍痛罵一頓，那是何等的損失。老舍主動向《小說月報》投稿，這已表明了他的投奔之心，《小說月報》惟才是舉，這表明了新文學的海量。當今的文學刊物大多只用約稿，對自由投稿百不用一，不但造成埋沒扼殺人才，而且這些人才在其他領(lǐng)域成功后，往往會對文壇實行盲目的報復�！　�

　　老舍把自己的大眾情感方式和審美趣味與新文學的人道主義和國民性批判等主題進行了巧妙的拼接，既為新文學小說灌注了強大而新鮮的生命力，也切實提高了大眾文學的境界和層次。老舍的成功，是20世紀中國文學“雅俗互動”的一個絕好例證。老舍實際上自覺和提前做到了毛澤東所講的“普及與提高的結(jié)合”，他在50年代成為解放區(qū)作家之外惟一游刃有余的高產(chǎn)作家，絕非偶然，也不是簡單的熱愛新社會就能夠做到的。他在藝術(shù)上早為這一天做好了準備�！　�

　　老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歷經(jīng)“改朝換代”而長期不可動搖，這又一次充分證明大眾性的文學是可以成為經(jīng)典的。老舍自己說：“寫通俗的文藝，俗難，俗而有力更難。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偉大的作品吧？”（《未成熟的谷�！钒耍├仙嶙约壕褪亲鞯搅恕八锥�有力”的。不但文學作品是這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也是這樣。第一流的東西總是“俗而有力”的，如荷馬之吟、但丁之曲、屈平之賦、李白之詩�！把哦�有力”者也很好，但求雅則需含矯飾，其力必弱，故總是第二流的。至于無力者，無論雅俗都是三流的，只是俗而無力一望便知，雅而無力能夠蒙人罷了�！　�

　　當今中國文壇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魯迅這樣的大思想家——魯迅的思想還足夠我們使用“五十年不動搖”的——重要的是缺乏老舍這樣的“大眾良心”。我們現(xiàn)在有不屑于給中國人看、專門準備到外國獲獎的先鋒文學，有編造陳年掌故、表示自己有高深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的遺老文學，有大款文學，有蕩婦文學，有流氓文學，有幫閑文學，有黑幕文學，有鴛蝴文學，有咬牙切齒的反革命文學，當然也有怒火滿腔的反腐敗文學，但是我們很少有關(guān)心“駱駝祥子”和“月牙兒”的文學。當成千上萬的外國人看了電影《一個都不能少》淚流滿面時，我們不少中國的批評家卻指責張藝謀“又在暴露陰暗面，丟咱中國人的臉”�？上�張藝謀只能代表電影界的“大眾良心”，小說失去大眾已經(jīng)很久了，詩歌更不用提。既沒有魯迅和金庸，也沒有老舍和艾青，中國當今的文壇真該像電影《黃土地》中那樣發(fā)出求雨的呼喊了：　　“海龍王，下甘雨，清風細雨救良民——”　　

　�。ū疚南道仙釃�際研討會論文，發(fā)表于《南方文壇》，并收入京華出版社《走近老舍》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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