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愛國的分寸——讀魯迅《內(nèi)外》有感

　　《內(nèi)外》一文收入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寫于1933年4月。文章的主旨是愛國的困境：不愛國當然不行，太愛國也不行。魯迅寫道：

　　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贝沃�者，兩害取其輕也。所以，外面的身體要它死，而內(nèi)心要它活。或者正因為那心活，所以把身體治死。此謂之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過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結(jié)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鎮(zhèn)靜；
心過于活了，就胡思亂想，當真要鬧抵抗，這種人，“絕對不能言抗日。”

　　為了鎮(zhèn)靜大家，心死的應該出洋，留學是到外國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過于活的，是有罪，應該嚴厲處置，這才是在國內(nèi)治心的方法。

　　結(jié)合魯迅寫文章的時代背景就可以知道，魯迅講的是當時抗日愛國青年的“兩難處境”：不抗日、不愛國（心死了，不抵抗）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比這更加不行的是心“過于活”，所謂“過于活”就是抗日的、愛國的情緒、浪潮發(fā)展為對腐敗政府的批判，這就變成了不能允許的“胡思亂想”，也就“絕對不能言抗日”，不但連愛國的權(quán)利也沒有了，還要“嚴厲處理”。這也就是說，對外抗日愛國可以，但是對內(nèi)批判政府斷斷不可！

　　這就是《內(nèi)外》這個標題的意義所在。

　　但是魯迅先生這番話是有特指的，并不是說在所有情況下愛國抗都和批評政府都是對立的，都要“內(nèi)外有別”。只是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國家，愛國也是很難的，分寸不好把握。受到了外國的侵略或者其他什么欺負，青年學生們是否應該抗議、采取什么方式抗議（比如是游行還是到大使館喊喊），什么時候和在什么地點抗議，抗議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需要規(guī)劃和批準的，否則就是魯迅先生說的“過于活”的“胡思亂想”，是要“嚴肅處置”的。

　　唉，愛國也委實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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