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霄漢：從“行人”到“外交官”——,外交官稱謂的演變

　　外交在中國源遠流長。堯舜禹時代的傳說中，就有關于部落交往的記載，可認為是中國外交的雛形�！秶�語》曰：“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墨子也說過：“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這里的“外交”都有對外交往的意思。

　　但“外交”、“外交官”作為專用詞匯，特指國家之間的和平交往與談判以及從事這種交往的人員，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在古代中國，對外交官的稱謂并不嚴格，沒有恒定的專用稱謂，通常被稱為“行人”，亦叫作“使人”、“使者”、“行李”等，大夫在一些場合也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周禮》記載，周朝“秋官”中設有“行人”之職，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和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中國姓氏中，有復姓“行人”，其來源類似司馬、司徒等，由古代官職而來。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割據(jù)，紛爭不斷，往來頻繁，各國遍設“行人之官”，以主外交�！墩撜Z•憲問》有云：“子曰：‘為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chǎn)潤色之。’” 子羽就是鄭國大夫公孫揮的字，主管鄭國當時的外交工作�！墩撜Z•衛(wèi)靈公》又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張書諸紳。”南懷謹先生在《論語別裁》中對此解釋道，這里的“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

　　這個時期，“行人專對”或“行人辭命”盛行，也就是行人憑借三寸不爛之舌，折沖頓俎，所謂“行李之往來，共(供)其乏困�！保ā蹲髠�•僖公三十年》，“行李”也即“行人”），很多歷史典籍都有此類記載。清代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中說：“戰(zhàn)國之文，既源于六藝。又謂多出于《詩》教，何謂也？曰：戰(zhàn)國者，縱橫之世也�？v橫之學，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zhàn)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鬃釉唬骸�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

　　《左轉(zhuǎn)》、《戰(zhàn)國策》是“行人辭命”的經(jīng)典作品，其辯麗橫肆，氣勢磅礴，一瀉千里，而又從容不迫，不卑不亢，剛?cè)嵯酀�。行人辭命后來發(fā)展成縱橫家的游說之辭。故《漢語•藝文志•諸子略》云：“縱橫家者流，盡出于行人之官�！�

　　漢朝設有“大鴻臚”，行人是其中的屬官，后改稱“大行令”，管理朝覲聘問。隋唐以降，鴻臚寺卿以指導禮儀為職。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設立“行人司”，作為中央的一個直屬機構(gòu)，專門負責“捧節(jié)奉使”之事，凡皇帝頒行詔書、冊封宗室、征聘賢才以及到“諸藩國”進行“撫諭”的事務，皆歸其掌握。行人在京官中地位雖低，但要求進士出身，聲望甚高，升轉(zhuǎn)很快。初中之進士，以任此職為榮。不惜性命、扳倒嚴嵩的鄒應龍就曾任行人一職。

　　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清王朝不得不打開國門，與西方列強進行周旋，開始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外交”活動。1861年1月，統(tǒng)管對外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簡稱“總理衙門”、“總署”、“譯署”。1876年9月，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此時的外交工作為很多官員所不齒，郭嵩燾備受詬病，有人譏笑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對外交往時仍大都用較為貶義、排外色彩明顯的“夷務”、“洋務”之稱謂，或較為中性“外務”，“外交”、“外交官”一詞幾乎沒有使用。隨著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按照《辛丑條約》的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臨時政府1912年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設有九部，外交部是其中之一，王寵惠被任命為外交總長，負責“管理外國交涉及關于外人和在外僑民事務，保護在外商業(yè)，監(jiān)督外交官及領事”。“外交”、“外交官”遂被廣泛使用。

　　從“行人”到“外交官”稱謂的演變，反映了人們對外部事務態(tài)度的變化，也折射了中國擺脫天朝上國、朝貢體系的窠臼，放眼世界、參與國際事務的曲折歷程。中國外交歷史上，行人燦若星河，至今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充滿永恒的魅力，對今天的“行人”不乏借鑒意義和實用價值，探行人之言，究行人之事，學行人之藝，研行人之技，對加強中國自身外交理論體系建設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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