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申寧：責任感與使命感

　　日前，袁偉時先生來深，在深圳學術沙龍中演講，題目是“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時間雖短，但內(nèi)容宏大，先生由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的討論，一直說到最近學界對新文化運動的批判與爭議。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凡是世上先進的、正確的東西，中國都不應拒斥，不能以民族主義的情緒來抗拒現(xiàn)代化。先生思想之敏銳、思路之清晰，令人感慨！

　　沙龍中，先生之演講引發(fā)諸多議論，其中一位俊杰出言：“學者們還是少談些使命感，多一些責任感”、“少講點國家怎樣，多說些百姓如何”。這種思路代表了新崛起的一代人的思考，看得出他們想得更多的是民眾的自身利益。因為制度變更的困難，久已如群山般壓抑了人們的期盼。當對期盼不再抱有希望時，年長的人們習慣在忍耐中煎熬，而年輕的一代則迅速轉向，去關注身邊的事情了，由是產(chǎn)生了上面的議論。

　　其實，細思之，責任感由何而來？一是良知，二是抱負。前者是做人，后者是做事，均是不可偏廢的。一個學者，沒有了使命感，便沒有了學術的良知，這正是近年來學界造假屢禁不絕的藪源。其實，使命感自古就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的一種抱負，以天下為已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已經(jīng)激勵了多少學子在這崎嶇的人生路上走過，難道今日的改革就過不去嗎？不會的！世界在一天天變小，潮流所至，任何人想阻擋是擋不住的，耗去的只能是時間。

　　當然，也有一種使命感讓人害怕。例如，北大法學院某教授最近提出：中國政體法治的特點應該是國家主席領導下的行政三分法，并將此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理論。且不說國家主席與黨的關系在這里論述得并不清晰，即便是在政府體系中，還有國務院這一機構的存在，國家主席能越過國務院直接插手政府事務嗎？如果教授所說不是指法院、人大和國務院的三分，便沒有必要由國家主席來出面協(xié)調(diào)和統(tǒng)領；
如果真是這樣一種三分法，那倒真的是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立了。連“三權分立”都要納入國家主席的領導下，真不知該教授究竟是想替這個苦難的國家設想一條什么樣的集權道路呢？畢竟是法學家呀！想法高出了法律許多！

　　這里，讓我想到了社會科學的功能。按說，文化原本是擔負著批判功能的，是對現(xiàn)實不合理的一切進行批判，以使社會循著一種理想的方向前進。今日社會科學的研究，擔負的就應該是這樣一種功能。實際上，我們今天的許多研究卻變成了一種“十三經(jīng)注疏”式的研究，將貼近社會現(xiàn)實直接變?yōu)橘N近領導決策。所有的研究僅僅是為了滿足領導決策的需要，確切地說是按照領導的決策在做研究。要說，領導已經(jīng)決策的事情，就沒有再研究的價值。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是在領導決策之前，能深深地影響領導并促使其決策的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貼近生活和社會基層，將實踐中的問題上升為理論，用來影響領導的決策，并依靠這種影響來撥正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和選擇正確的前進路徑；
二是對現(xiàn)有的制度進行批判，提出變革的思路、方法和可操作的模式。這兩者均需做出刻苦卓絕的努力，絕非人云亦云一蹴而就。

　　人世間，本來沒有路，待人走得多了，就趟出一條道來。伴隨著領導的無盡需求，有乖巧者會細心體察領導的想法，將所需變?yōu)閷W術，以學術的成果為領導服務，二者的零距離貼近，既創(chuàng)造了需求，又產(chǎn)生了效益。在這種具有現(xiàn)實使命感的學術研究中，唯獨失去的是學子的責任感�；蛟S是人們看到的事情太多了，由現(xiàn)象產(chǎn)生認知，由認知發(fā)為議論，于是才有了“少些使命感，多些責任感”的呼吁！

　　由民間發(fā)出的這種呼吁，其聲音之微薄，其含義之隱曲，究竟又能有誰聽進去呢？政府的巨大投資所形成的隆隆巨響早已壓過了一切有責任感的所有議論，議論之微不足道，于此可知。但微不足道的議論，又常常在不經(jīng)意間被隨之而來的事實所驗證。這對于那些充滿著使命感的人，不知道在失去了責任感之后，又會是一種什么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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