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廣交會，計劃經(jīng)濟下的過時產品

　　廣交會的性質

　　廣交會，是“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簡稱。適辦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迄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了，也即將迎來第106屆。廣交會的主辦單位是中國商務部和廣東省政府，承辦單位是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中國對外貿易集團是應廣交會而生，剛開始是外經(jīng)貿部的直屬事業(yè)單位，后在1979年改制成為企業(yè)。2001年，又改制為事業(yè)單位，并完成事業(yè)單位法人登記。因此不管從廣交會的主辦單位還是承辦單位的角色來看，廣交會都帶有嚴重的“官辦色彩”，是政府主導下的交易會。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貿易蕭條，今年春季的105屆廣交會破天荒開放了內地貿易。這或者是本屆廣交會最大的進步。

　　廣交會的歷史

　　廣交會，是民間對官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別稱，是“中國第一展”，也是中國外貿的“晴雨表”、“風向標”。廣交會，曾經(jīng)是作為向資本主義世界展示社會主義繁榮的一個窗口，同時也是唯一的窗口。為什么選擇在廣州，這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清朝。1757年，乾隆的一道圣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了廣州之外，關閉廈門、寧波等港口，這就是“一口通商”。從閉關鎖國開始到《南京條約》簽訂的八十多年間，作為清朝政府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廣州有了成熟的對外貿易土壤，更形成了面向世界的開放姿態(tài)，拿當今的話來說就是“與國際接軌”。

　　新中國成立之后，“一口通商”以另外一種形式在延續(xù)。只不過清朝時候民間主導交易，而新中國帶有官辦色彩。從1957年開始，不論是后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還是“十年浩劫”之文革，都沒有阻擋住計劃經(jīng)濟下的新中國不甘示弱的決心；
改革開放后，勿論是亞洲金融危機還是“非典”期間，不論是“金融風暴”還是“豬流感”、“禽流感”襲擊下，廣交會都沒有間斷過。廣交會上展銷的產品也從農業(yè)社會的半成品到“后工業(yè)時代”、“后WTO時代”的高精尖產品。

　　廣州計劃經(jīng)濟的最后一座壁壘

　　廣交會的展位是由商務部指派給省，爾后由省再分配給企業(yè)。這種操作模式折射出嚴重的計劃經(jīng)濟指標模式，不僅會導致政府機構裙帶企業(yè)的中飽私囊，更為抑制“才露尖尖角”的民營經(jīng)濟。出于利益的糾葛，地方政府遲遲也不肯讓出這塊“肥肉”----廣交會主辦地點。不僅僅廣交會是計劃經(jīng)濟，它帶來的其他政府管制都是計劃經(jīng)濟體制，比如廣州物價局嚴格管制廣交會期間的酒店價格（直到2006年迫于市場的極大壓力，物價局取消了這個禁令）。

　　陳舊的不光是經(jīng)濟體制，更是觀念上的。一，廣交會的主辦機構甚至還將廣交會作為重要的外交場所，以“外交無小事”的政治高度指導廣交會的運作。當商業(yè)碰到政治，促進商業(yè)發(fā)展的體制改革就變得非常微妙。二，傳統(tǒng)觀念里，展會一類的活動都應該由政府主導。而事實上，廣東過半以上的展銷會都是民營企業(yè)在舉辦；
香港的展會并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官員到場只是為了服務----現(xiàn)場解釋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
在國外，類似的展會政府無從插手，幾乎都是民營機構在操作。三，現(xiàn)實廣交會的火爆并不是官方主辦帶來的，是市場帶來的。這兩年由于金融危機迫使貿易量下滑。廣交會上的出口交易量也下滑，但依然達到了262.3億美金，雖比去年減少16.9%。數(shù)額龐大的交易量和炙手可熱的展位，昭示著廣交會依然有著廣泛的、強烈的市場需求。正是這樣的市場需求，掩蓋了廣交會官辦的弊端，讓一部分不思改革，伴之也裹住了廣交會前進的步伐。現(xiàn)在交易會的每一次改革并不是直接來源于市場，而是這個國家體制的“艱難轉身”。

　　后記

　　廣交會從側面可以窺見政府依然非常癡迷計劃經(jīng)濟時代，在可觀的利益面前抱團死守不讓市場“染指”。這不僅是政府職能和角色沒有轉變，更是政府與企業(yè)間權利與義務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主導廣交會的權力應回歸社會、民間，應釋放到企業(yè)。從阿里巴巴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到，只有市場才更懂得資源的合理配置，才可以實現(xiàn)貿易的不斷發(fā)展。當廣交會遇到阿里巴巴，雙方都會驚嘆：原來貿易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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