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黎明：論西南聯大對五四精神的理解與繼承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群眾性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是五四紀念的必然組成部分。迄今為止，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圍繞當年運動本身的過程、人物，和時代意義、總體評價等。不過，從社會發(fā)展史的角度出發(fā)，考察五四運動之后不同階段青年運動的政治方向、組織形態(tài)、運動方式，也是一個重要對象。因為任何一場運動，尤其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革命，更能體現其價值的正是它對社會演進的深刻影響。有鑒于此，本文將以聚集了眾多五四當年闖將、五四精神薰陶下成長的知識精英，和以繼承五四傳統(tǒng)為旗幟的西南聯合大學為載體，就這個問題做以初步介紹。這不僅由于西南聯大與五四有著天然的特殊情結，也不僅由于這所高等學府是抗戰(zhàn)時期學術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園地，更由于師生們在抗戰(zhàn)建國形勢下對五四精神進行了許多有著許多重要的新思考與新理解。這些，對研究如何繼承和發(fā)揚五四光榮傳統(tǒng)，無疑具有極為典型的解剖價值。
一、說不盡的“五四情結”
“五四”是青年的節(jié)日，由北大、清華、南開合組的西南聯大，對“五四”更是情有獨鐘，并且其五四情結一直隨著時代脈搏而跳動。
1938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十九周年，也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第一個五四紀念日。這天，剛剛從長沙風塵仆仆集中到云南邊城的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不顧旅途勞累，便召開了簡樸而隆重的紀念大會。當時，日寇鐵蹄踐踏著祖國的半壁河山，堅持抗戰(zhàn)成為挽救民族危亡的頭等任務，蒙自分校的五四紀念密切結合了這一形勢，呼出了“繼續(xù)‘五四’的精神，消滅漢奸，抗御暴敵，打回老家去”的時代強音。
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學，這天單獨發(fā)表了《告全國同胞書》。在這個西南聯大五四紀念的第一份文獻中，它闡述“五四”意義時，指出是“在北京大學的領導下，全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青年，沖破了數千年傳流的桎梏，對世界，對中國，對全國同胞，發(fā)出了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的呼號�！苯又�，它連用三個“第一次”說明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即“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時代的真相”；
“第一次使全國同胞覺悟到中華民族的安�！�；
“第一次表現了民眾所具有的偉大的力量，揭開了他們身上的所擔負著的歷史的使命”。這些文字，充滿了青年人對“五四”的認識與自豪，也體現了抗戰(zhàn)初期西南聯大青年學生圍繞宣傳抗戰(zhàn)、堅定信心這一中心任務而進行的努力。
和全國人民一樣，云南人民也對北大、清華、南開在救亡圖存中的作用，給予了極高評價�！对颇先請蟆吩谝黄缯撝姓f：這三所學校的學生“在中國的文化上，在中國民族的解放史上，都有著光榮偉大的貢獻。從五四運動直至盧溝橋事件發(fā)生，在每一次國內的救亡運動中，他們始終是很英勇的站在全國民眾，全國學生的最前線。就在抗戰(zhàn)發(fā)動以后，全國民眾以及學生界的救亡浪潮空前高漲中，他們仍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崗位，沒絲毫沒有退縮，落后，表現出他們?yōu)閲颐褡宥驍橙似炊返挠⒂逻~進的精神。”[①]
讓五四精神代代相傳，讓五四傳統(tǒng)在爭取抗日戰(zhàn)爭最后勝利中發(fā)揚光大，是聯大師生的共同心聲。北大同學的《告全國同胞書》體現了這一信心，表示要在全面對日抗戰(zhàn)中“完整地建設起一個新的、光明的中國”，同時認為五四運動提出的任務和要求還沒有完成，“五四運動啟發(fā)了今日的斗爭，我們要在爭取抗戰(zhàn)的勝利中，完成五四運動所提出的任務”。為此，他們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和正在前線作戰(zhàn)的同學宣誓：“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我們決不放棄這種責任。我們不畏艱難，不慕安樂，不為惡習所染。我們要深入到全國各地，為中華民族的對日全面抗戰(zhàn)，擔負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盵②]
1939年，西南聯大尚屬初創(chuàng)階段，新校舍修建未竣，無法舉辦全校集會。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同學們紀念五四的熱情。5月4日晚上，他們參加了全市大、中學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隊伍在云南大學操場接過火種，由北門進入城區(qū)，經華山南路、正義路、金碧路、得勝橋、護國門、穿心鼓樓。聯大學生的萬余人沿途高唱抗戰(zhàn)歌曲，怒吼聲響徹云霄。[③]這是西南聯大首次參加地方的紀念活動，故有人評論說，這次五四紀念把聯大學生和云南青年親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大家進一步認識了“五四”精神的力量。[④]
青年人喜歡以活潑、熱烈的情緒擁抱五四紀念，當年五四的親歷者，則常常在這一天抒發(fā)沉淀的情懷。這年火炬游行前，昆明文化界教育界在省教育會召開座談會，臨時主席是原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時任云南大學校長的熊慶來，西南聯大查良釗首先報告會議籌備經過，說明西南聯大承擔了這次會議的準備工作。這次會議的議題是如何保持五四精神，梅貽琦、黃鈺生教授，及北平研究院代院長李書華、云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等，圍繞這一中心相繼發(fā)言。報載他們的演講“大意均為闡述五四運動以來，啟發(fā)新中國影響甚為深大，與思想解放，民族復興等”。[⑤]并一致認為“我們要檢討過去，為將來開辟一條光明的路”。[⑥]
西南聯大獨立組織的五四紀念始于1940年5月。4日這天，學校在落成不久的新校舍隆重舉行“五四青年節(jié)紀念大會”。后來在西南聯大校園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學生壁報，這時已嶄露頭角，“青年”、“南針”、“勵學”、“群聲”、“熱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壁報社，這天聯合出版了《“五四”紀念特刊》。這年五四紀念中，一些同學還響應獻金號召，從不多的生活費中捐出1074.94元。[⑦]
與往年一樣，1940年的五四紀念，昆明市也組織了火炬游行。游行是冒雨進行的，但雨點、冷風沒有熄滅青年人的熱情，反而淹滅在雄壯的抗日歌聲中。[⑧]這次游行的報導沒有記錄參加的學校，但肯定少不了聯大青年的身影。
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并非一帆風順�！拔逅倪\動在最初為干政運動，后來成為文化運動”[⑨]，政治系教授張佛泉在1938年蒙自分校五四紀念會演講中的這句話，可以看作是西南聯大五四紀念呈現低潮的注腳。因為正是“五四”的“政治”屬性，使得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一些進步同學離校疏散，造成此后三年的五四紀念失去了應有的光彩。這種局面持續(xù)了三年，直到國內各階層反思正面戰(zhàn)場軍事失利原因的1944年才得到扭轉。
二、如何發(fā)揚“五四傳統(tǒng)”
西南聯大的青年政治熱情，復蘇于1943年暑假后。1944年，聯大青年的活力在五四紀念中得以展示，1945年達到高潮，從而在大后方贏得了“民主堡壘”的光榮稱號。
1944年3月，國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紀念，改3月29日黃花崗起義日為青年節(jié)。這個決定引起全校師生的憤慨[⑩]，反而促使他們對這一年的五四紀念重視起來。
5月3日，西南聯大歷史學會舉辦的“‘五四’25周年紀念座談會”拉開了紀念五四運動25周年的帷幕，雷海宗、周炳琳、聞一多、吳晗等教授在會上做了發(fā)言。會上，雷海宗、周炳琳、聞一多分別回顧了當年的親身經歷。接下進行的“五四運動與政治的關系”討論是這次會議的重點。老同盟會員張奚若教授的發(fā)言，將“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做了比較，吳晗與雷海宗雖然在學生是否應該過問政治上意見不一，卻也體現了“五四”提倡的自由精神。而聞一多最后發(fā)出的“打倒孔家店”呼吁，則反映了“五四”賦予青年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的共識。會議結束前，同學們還討論了國定青年節(jié)問題[11]，認為“政府把青年節(jié)改為三月二十九日，是毫無理由的”，紛紛“要求恢復五四做青年節(jié)”[12]。
“五四運動”在中國社會發(fā)展最重要的貢獻是思想啟蒙，從提倡白話文到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是西南聯大最值得驕傲的資本。不過，他們的眼光并未停留在當年，而重視五四運動后的新文化運動發(fā)展。5月4日晚，“文藝”壁報社舉辦的“五四運動與新文藝運動座談會”，就體現了這一主旨。這天晚會，邀請了八位對中國新文藝做出貢獻的教授演講，這個消息吸收了大批青年，以致場地容納不下，不得不改期舉行。
5月8日重開的晚會改由國文學會召集，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共同主持[13]，會場也改為寬暢的圖書館前大草坪。這天晚會的參加者超過三千人，不僅有西南聯大、中法大學、云南大學的學生，還有許多中學生，用“盛況空前”四字形容毫不過份。一位記者在消息中激動地寫到：“有什么能夠代表聯大精神嗎？記者認為就是今天這個晚會。你不見，在傍晚的時候，昆北街上，公路兩頭，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著新校舍奔去。這時可以用一句俗話形容：‘山陰道上，絡繹不絕�！娴乃麄冇兄h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誠與熱望，而這會真也可以比喻做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過去有人說聯大像一潭止水，而現在則是止水揚波，洶涌壯闊。”[14]
這次大會從晚7時開始，進行了五個小時，“從始到終，一直在肅靜、寧謐，熱烈，渴望的氛圍里進行著”，羅常培說，這“真讓我們這班中年以往的人深切地覺著青年人的可愛”。[15]會上，羅常培、馮至、朱自清、孫毓棠、沈從文、卞之琳、聞家駟、李廣田、聞一多、楊振聲十位教授分別演講了“新舊文體的辯爭、散文、戲劇、詩歌、小說等各種作品的收獲，西洋文學的影響，以及對于文學‘遺產’的態(tài)度”等方面，回顧和評價了五四以來新文化的發(fā)展。由于會議舉辦的非常成功，聞一多做結束，他希望今后在聯大應有更多我這種座談會、討論會，并建議“利用楊振聲先生渡美之便，讓我們用今天晚會的名義，向于碩果僅存的新文藝引導者胡適先生轉致敬意，并報道今晚的盛況”。[16]
聞一多興奮地提議請即將赴美訪問的楊振聲把這天的情況帶給胡適先生。
當然，羅常培認為“每個題目在短促的二十分鐘里絕不會發(fā)揮盡致”，“充其量來發(fā)揮也不過把短短二十五年的舊歷史加一種檢討罷了”[17]，但是這次活動的意義并不在于演講是否充分，而在于它傳遞了新文化運動必須隨著形勢發(fā)展不斷前進的方向。1944年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輿論認為“五四當初的情緒，今日已在聯大同學里再現，他們是重溫五四的舊夢了”。[18]多年后，聯大校友仍對這年的紀念如數家珍，很多人都指出“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19]，并認為它在西南聯大歷史上是劃時代的。
1945年的五四紀念，是在國民政府重新決定將5月4日作為青年節(jié)的背景下舉行。其實，無論這一天是不是法定節(jié)日，都影響不了西南聯大對五四的紀念。值得指出的是，這年西南聯大紀念五四的主題，已經不再局限于新文化運動，而是與現實政治融為一體。自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后并得到國內各階層響應后，國民黨為了堅持一黨專政，宣布提前召開國民大會，欲以形式上的“還政于民”抵制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方案。組織聯合政府還是召開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關系到戰(zhàn)后中國政治的走向，1945年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的。
由云南民主青年同盟與進步學生主導的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對1945年的五四紀念非常重視，對計劃中的五四紀念周的對每個活動都有周密安排。這年五四紀念周活動包括：4月30日的科學晚會，5月1日的音樂晚會，2日的詩朗誦晚會，3日的青年運動檢討會，4日上午的美術展覽會、下午的五四紀念會、晚上的全校聚餐、晚飯后的火炬競走、營火會，5月的文藝晚會，6日的戲劇晚會。[20]此外，十余家壁報出聯合編輯了五四紀念特刊，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還與云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學生自治會，聯合出版了《五四特刊》。上述活動開展的井然有序，率先進行的學科晚會，由曾昭掄、華羅庚、李繼桐諸教授講述五四學生運動的今昔。[21]而5月3日的“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總檢討晚會”，更是集中反映了與五四有著不解之源的師生們，如何思考“五四”精神與抗戰(zhàn)建國之間的關系。
除了校內活動，由潘光旦、費孝通等教授主編的自由論壇社，也在5月4日召開了“自由主義在中國：五四紀念座談會”。而云南省文化運動委員在省黨部大禮堂舉行的“五四運動面面觀”座談會，演講的十教授中西南聯大也占了七位（燕樹棠、雷海宗、蔡維藩、查良釗、楊振聲、姜亮夫、邵循正）。[22]
歷史常常出現一些偶然的巧合，西南聯大與“五四”的不解之緣也與5月4日相聯。從長沙遷至昆明后的西南聯大是5月4日開學的，八年后它恰恰也在這一天宣告結束。當地報紙在報導結業(yè)式的發(fā)言時，所截取的三校代表發(fā)言，均與“五四”緊緊相扣。北大代表湯用彤教授不禁聯想到“五四”，說“聯大是五四開課的，剛好又在五四這一天結業(yè)”。清華代表葉企孫教授的發(fā)言闡發(fā)了湯用彤未盡之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語意深長地說“我們要爭取學術獨立”。南開代表蔡維藩教授用“懷著愛國家的心及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的精神北上吧”，作為臨別贈言。梅貽琦致詞時，特別說“他們三個是寫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聯大精神”，在梅貽琦心里，“聯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23]
結業(yè)式后，數千人來到“一二·一”四烈士墓旁的西南聯大紀念碑�，F代的中國學生運動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北京大學發(fā)動的“五·四運動”，第二次是清華大學打頭的“一二·九運動”，第三次是國民黨鎮(zhèn)壓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聯大召開的反內戰(zhàn)時事講演會而爆發(fā)的“一二·一運動”。這三次運動，都與西南聯大緊密相聯，并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一丈高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為馮友蘭撰寫，內中“內樹學術自由之規(guī)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和落款的“三十五年五月四日，西南聯合大學分校紀念”，反映了西南聯大與“五四”的承繼關系，也為西南聯大的五四情結增添了份量。
三、重新闡釋“五四精神”
作為時代精神的五四精神有著廣泛的包容性，它既含有“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解放，也有青年應承擔起社會負責的內涵。因此，紀念五四絕不只是為了表示對它的懷念，更重要的是不斷堅定它推進社會進步的方向。五四運動是以青年為主體的，但恰恰在如何看待青年，如何看待青年運動這個問題上，人們的看法不盡一致。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其后國共軍事磨擦在華北、西北等地相繼出現。這一形勢，對西南聯大五四紀念的影響之一，便是抽象宣傳五四對思想解放的貢獻，淡化青年運動對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作用。西南聯大負責人在1939年5月4日云南省教育界紀念“五四”座談會上的發(fā)言，之所以類似為紀念而紀念式的老生常談，其原因就隱藏著淡化青年運動意義的用意。
這年5月4日，馮友蘭發(fā)表了一篇《論青年節(jié)》。這本應是篇紀念五四的文章中，但內容卻幾乎沒有提到五四精神。文中，馮友蘭先說現在的婦女節(jié)、兒童節(jié)、勞工節(jié)都是國際的節(jié)日，只有五四青年節(jié)是中國自己的節(jié)，這說明國家對青年的重視。國家頒定五四為青年的意義，是表示“中國是決心要脫離農業(yè)底社會，而且已漸次脫離了農業(yè)底社會”。接著，他的議論就跑了題，說現代社會中各種事的變化是進步的而不是循環(huán)的，過去被認為有經驗的老年人，“對付進步底變化，過去底經驗，不見得有用”，以致“老年人的權威自然減少了”。而在“求新知識，學新方法”方面，“青年人又比老年人來得快，所以青年人在社會中底地位，自然增高了”。不過，老年人也不要“倚老賣老”，青年人不要“倚少賣少”，因為兩者都不對。[24]馮友蘭這篇專為紀念五四而撰寫的文章，只說了青年人和老年人要相互學習的道理，對于一位五四的親歷者來說，用這種方式紀念五四，讓人覺得有意無意轉移五四紀念實質的傾向。當然，馮友蘭撰寫《論青年節(jié)》也有其特別所指，那即是中年人與青年人存在的矛盾。
“中年人”、“青年人”，是那個時代在校園里流行的兩個專用名詞。“中年人”主要泛指經歷過五四時代、且在學術界教育界取得一定地位的教授，“青年人”則指正在學校讀書、尚未走上社會的學子。這兩者間，的確存在著矛盾，正如朱自清所說：“現在有些中年人談起青年人，總是疾首蹙額，指出他們自私、撒謊、任性、恃從要挾，種種缺點”，所以這些中年人“特別不痛快青年人”。
與馮友蘭不同的是，朱自清認為青年人的這種狀態(tài)是有其緣故的，核心就在“恃眾要挾”這一點。例如，從前青年人“有時也反抗家長、反抗學校，但沒有強固的集團組織，不能發(fā)揮很大的力量。中年人若要矯正和誘導他們，似乎還不太難”。但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青年人的集團組織漸漸發(fā)達，他們這種集團組織更進一步了，更強固了”，尤其九一八以后，“政府的政策能見諒于這一班居于直接指導地位的中年人，卻不能見諒于他們指導的青年人”。于是，“青年人開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學校，不信任他們的直接指導人”，以致“中年人和青年人間開始有了沖突”。朱自清認為，中年人與青年人因政見歧異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在“一二九”時期達到高峰。此后，“青年人一面利用他們的強固的集團組織從事救亡運動，一面也利用這種組織的力量，向學校作請求免除考試等無理的要求”。對于這種現象，朱自清認為需要矯正和誘導，但同時也指出“若因為矯正和誘導的麻煩而認為集團力量不該發(fā)展，那卻是錯的”。
對青年人的矯正和誘導十分困難，朱自清深深體會到這一點。他分析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因為“青年人既不信任學校，卻不能或不愿離開學�！保枰褜W校當作一個“發(fā)展集團組織的地方”，“一個發(fā)展救亡運動的地方”。在學校里發(fā)展組織和開展救亡運動，原是可以的，然而“學校還有傳授知識、訓練技能、培養(yǎng)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團組織和救亡運動兩種作用，學校便失去它們存在的理由，至少是變了質了，這是居于直接指導地位的中年人所不能同意的�！边@樣，有些中年人就不免憤慨了起來。
朱自清的以上敘述，對五四至抗戰(zhàn)爆發(fā)之間中年人和青年人矛盾的產生原因、雙方心態(tài)，做了一個既準確又扼要的總結。至于抗戰(zhàn)爆發(fā)后，朱自清不否認雙方的對立“似乎不像從前那樣尖銳化了”，但“政見的歧異顯然還存在著”。不過，他強調“將來的社會、將來的中國是青年人的，他們是現在的中年人的繼承者，他們或好或不好，現在的中年人總不能免除責任”。因此，他要求中年人“要本著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作去”，“那怕只有一點一滴的成效”，“總算是為國家社會盡了力了”。[25]
馮友蘭與朱自清在對待青年人或者青年運動的看法上有一定距離，兩人都屬中年人，但馮友蘭習慣用哲學式的思維語言與邏輯鋪陳，表達問題又不免模棱兩可，讓人摸不清他究竟責備哪方。朱自清的意思就清楚得多，其言詞遣句，都流露出對青年的理解和包容。
朱自清文章發(fā)表于1939年4月1日，比馮友蘭之文早一個月，兩人對待青年問題的分歧，可能沒有因果關系。不過，與馮友蘭文章同時發(fā)表于5月4日的還有曾昭掄一篇紀念文章――《學生運動的前途》，其內容即使不是針對馮友蘭，也是針對與馮友蘭接近的一些看法。
當時，在青年問題上流傳著一種說法，用曾昭掄的話講，即認為學生運動在戰(zhàn)前曾有屢次的轟動，但抗戰(zhàn)以來“學生運動，反而陡然消沉下去”，看來“中國學生運動歷史上的使命，已經完成，現在不需要學生運動，將來也許不會再需要”。曾昭掄對此不以為然，說至少他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的前身）參加的集會，和從長沙遷往昆明的步行團在貴州安南縣慶祝臺兒莊大捷的游行，令他覺得青年并沒有消沉，反而深感“只要中國的青年都是如此，國家還可以不亡”。曾昭掄從兩次親歷中體會到青年的熱情，感受到青年的力量，由此論斷現在并非不再需要學生運動。至于“近來學運的消沉”，曾昭掄認為“并不是因為沒有這種需要，而是因為以前對于這方面最熱心的青年，從性情上的本質來說，早已經沒有耐性在后方待下去繼續(xù)求學”，大部分參加到“與抗戰(zhàn)比較有直接關系的任務去了”。因此，在抗敵建國的時候，“確實還要學生運動”，為此他呼吁“學生，起來吧！” [26]
皖南事變后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連續(xù)三年處于低潮，這期間，在青年問題上的不同態(tài)度基本沒有改變，否則朱自清就沒有必要在1940年為五四青年節(jié)的題詞中強調五四紀念有兩個意義。這兩個意義，一是“我們從老年人的時代轉到了青年人的時代”，二是“我們明白了生活與政治是分不開的。”[27]“生活與政治是分不開的”，是朱自清對于青年問題認識的重申，也是不同意見的回答。
1941年西南聯大沒有舉辦五四紀念，5月3日舉行的春季運動會本應是五四紀念的活動之一，但熱熱鬧鬧的場面卻找不到“五四”的靈魂。也許是出于對青年沉悶情緒的憂慮，梅貽琦在五四這一天發(fā)表了《青年節(jié)寫給青年諸君》。在這篇對青年人的的寄語中，他承認“今日中國的環(huán)境，有時不免使青年感覺煩悶懊喪，或竟甘于與世俗浮沉”，其后便強調今天中國最需要的不是飛機大炮、借款筑路，也不是增加生產、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等等，而是有志氣、有思想、有才能的青年。“吾國必須有這班青年人，然后對于抗戰(zhàn)建國所需要的物資，所應做的事情，才能運用，才能改良，才能進而推陳出新去創(chuàng)造�！盵28]梅貽琦是以一個教育家姿態(tài)說上番話的，表面上是勸導青年把精心放在學習科學知識上，言外之意也包含著青年不要陷入現實政治斗爭漩渦的用意。
1941年五四紀念日這天，曾昭掄也發(fā)表了篇《重視青年與愛護青年》。這兩篇文章是同時寫的，但在對待青年問題的態(tài)度上，僅從標題就不是躲躲閃閃，而是直接切入主題。曾昭掄和朱自清一樣，對青年從事政治活動也充滿了理解。他說：五四以來“青年們?yōu)閲�，為社會，為正義而犧牲者不知凡幾”，在進行抗戰(zhàn)建國大業(yè)中，“社會人士大都認識中國青年偉大的潛力”。但是，重視青年是一回事，愛護青年又是一回事。“現在一般中年人和老前輩，重視青年則有之，真心愛護青年者，卻并不多見”。曾昭掄認為，如果期望現代青年成為復興中國的臺柱，就“應該設法愛護他們，培植他們，讓他們能以發(fā)揮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多提倡一點學術精神”，“學習上鼓勵自由研究”，“思想上予以絕對自由”，切不可在青年出現所謂“越軌”時便“徒然執(zhí)法以繩，予以高壓的處置”。說到這里，曾昭掄向政府當局和身負教導責任者建言，說“青年問題，事情很簡單，假如你曲解放青年，誤解青年，想方設計去對付他們，那就極難應付。假如你了解青年，愛護青年，以赤誠和他們相見，問題就再簡單也沒有”。文末，他呼吁到：“為著青年的幸福，為著中國的前途，讓我們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吧！”[29]
皖南事變后在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沉悶情緒是客觀現實，一味的埋怨和指責是不夠的。伍啟元就是基于這一立場，于1941年五四紀念時，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做了一次分析。他將目前的青年運動與五四運動做了比較，認為存在有三個不同：第一，“五四時代那種純粹出于青年熱烈的心情的青年運動”，而“現在青年運動或多或少都有黨派的背景”，這就使“沒有黨派的人就不免有些彷徨了”。第二，“五四時代問題是單純的，對外抵抗外來侵略，對內建立現代國家”，而“建樹現代國家的路只有一條－－德先生和賽先生”�？墒乾F在“建國的路線已不只一條，因此青年人有些彷徨了”。第三，“五四時期是有口號的時期”，而“近年來國難的來臨使若干青年感覺到歡迎賽先生是一種苦工作，絕不是口號所能成功的”，結果“不少的青年只用實際工作去代替口號”�；谶@種現狀，伍啟元提出紀念五四就應該“回想過去，批判現在”，“勉勵自己”，這正是“今日每一個青年人－－包括作者自己－－所應反省的問題”。[30]伍啟元的分析和認識，在經歷過五四運動者的中年人中，有著一定的代表性。
對青年問題的不同看法，說穿了是青年是否應該過問政治、從事政治活動的問題。由于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斗爭，于是如何看待五四運動，是否承認青年運動在中國政治建設上的作用，便成為五四紀念期間很難繞開的一個焦點。
1942年，“中年人”和“青年人”兩個名詞依舊常常掛在聯大人的口頭上，它說明對于青年和青年運動的認識遠未統(tǒng)一。倪中方教授在為這年五四發(fā)表的一篇專文，曾運用心理學方法對五四運動的心理背景做了一次分析。他認為，23年前被社會中堅分子視為“乳臭未干、輕舉妄動”的青年人發(fā)動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社會進步具有極大作用，說“最初大家還認為青年血氣方剛，用意氣用事，撞禍原屬本色，末必有何作用，原不料 這次青年運動產生極大的影響”。此后，不僅“國體利益遂特別受全國人民的重視”，而且“奠定下‘抗戰(zhàn)國策’的心理基礎”。倪中方在肯定五四運動的同時，還指出青年運動的特殊意義，那便是“兒童能力不夠”，“談不上什么領導革命、改造社會”；
“成人又未免過于遷就事實，有時不惜犧牲其崇高的理想”。這樣一來，“惟有青年，能力既然超過兒童，又不輕易與現實妥協，與之所至，往往會不顧一切利害，以期完成某項神圣的使命”。正因如此，盡管青年“難免沒有因知識缺乏，思慮未周因而受人利用、誤入歧途者”，但“將來各種革新運動的急先鋒，則舍青年而外，試問還有誰能負起這種重任？” [31]倪中方就是用這樣的結論，來表達個人對青年問題的見解。
不知道是否是一種巧合，《云南日報》也是在5月4日創(chuàng)刊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每年這一天都要發(fā)行創(chuàng)刊紀念特刊。1944年是《云南日報》創(chuàng)辦九周年，報社邀請周炳琳撰寫紀念文章。但是，周炳琳的文章卻以《五四――從青年說到中年》為標題，不僅講到五四，還特別把“中年”和“青年”列入副標題。周炳琳在文中回憶了五四運動時期中年人與青年人之間的復雜關系，說“就‘運動’當時經過情形言，曰然‘五四’誠大可紀念”，若“就民國八九年以后演變痛史言”，“五四”似“不祥之物”，不該紀念。但是，這個“責任應由中年人負之，中年人不自懺悔，反進一步抹殺五四對于中國政治運動之功績或罪惡，欲并其為對青年之歷史地位而剝奪之，此則更失于不公道矣”[32]相反，他更認為中年人應該自責，因此才在這年西南聯大紀念五四的儀式上說：“中年人要休息，甚至叫青年也跟著休息，可是，青年人卻不能休息，應該更向前進！”[33]
周炳琳的話說得還比較溫和，而有聞一多講起話來則激烈得多。他說：“不要忘記當年的青年，便是撐持這天經地義最有力的支柱”，抗戰(zhàn)是非常時期，“非常時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審慎，而是勇氣，而在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強的”。且不說“當年激起抗戰(zhàn)怒潮的是青年”，就是“今天將要完成抗戰(zhàn)大業(yè)的力量，也正是這蘊藏在青年心靈中的煩躁”。更重要的是，“民族必需生存，抗戰(zhàn)必需勝利，在這最高原則之下，任何平時的軌范都是暫時可以擱置的枝節(jié)”，因為戰(zhàn)爭本來就是青年的工作，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戰(zhàn)時的國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為意志”。到于中年人，聞一多認為他們若能能負起責任，那就應“參加青年的工作，或與青年分工合作”，用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調節(jié)與指導，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費”。[34]
馮友蘭、朱自清、曾昭掄、倪中方、周炳琳、聞一多等人在五四運動和青年問題上意見有同有異。相同之處是均承認當年的五四群眾運動形式是必要的，作用是巨大的；
不同之處在于這種運動的形式是否應該繼續(xù)，運動的分寸與程度用什么去衡量，中年人有沒有責任等。這些問題本身很復雜，不可能很快統(tǒng)一，有待在以后的實踐中尋找答案。
四、堅持“五四”政治方向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西南大后方，西南聯大享有“民主堡壘”的稱號，而這一稱號正是得力于廣大青年的努力。
1943年，云南收成不好，《云南日報》在《救災如救火》短評中說：“今年本省各縣普遍欠收，有十余縣災情特別嚴重，樹根為食，敗葉為衣，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呼吁全省各界行動起來，“給正在苦難中的同胞一些捐助”，“救活一個災民，就是救活你自己的弟兄”。[35]這時，昆明物價飛漲，師生生活困難，經多次要求，行政院決定給西南聯大30萬元救濟金，聯大校務會議決定給全校學生每人100元，其余充作學生醫(yī)藥費。[36]聯大遷滇以來，云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現在全省災情嚴重，有些人便提出將這筆救濟金捐獻出來。為此，全校學生展開了一場大討論，7個學生壁報還專門出版了一期《聯合特刊》。最后，多數人認為“錢從人民那里來，所以應該還到人民那里去，最好的辦法便是賑濟目前正在殘廢線上掙扎的災民！”[37]
如果說這次救濟金的使用與現實政治還沒有太大關系的話，那么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訪問昆明，西南聯大學生的態(tài)度就不一樣了。25日，當華萊士、拉鐵摩爾、范宣德一行進入聯大新校舍時，面前出現了一個巨幅英文壁報，標題寫到“我們決心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戰(zhàn)斗”。7月7日，聯大壁報協會與云南大學、中法大學、省立英語�？茖W校學生自治會聯合舉辦“七七”時事座談會。三千多人濟濟一堂，除了討論七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當前的時局外，還特別討論了“國內問題的發(fā)生與解決”與“我們的責任”，認為國內“缺點實在太多，一切缺點都可以歸之于政治上去”。[38]
9月間，全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發(fā)起“援救貧病作家運動”，聯大國文學會、外文學會、新詩社、神曲社、熔爐社、論藝術、現實文藝、學習、生活、潮汐等壁報社群起而動，踴躍募捐，后交給文協昆明分會161.8449萬元。[39]這次募捐，全國共募得300多萬元，而西南聯大就占了二分之一。這次募捐不是普通意義的救濟行為，帶有鮮明的政治意義。正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的充分肯定在致西南聯大學生團體的信中所說，“作家的普遍貧病甚至過早的死亡是我們中國的特產――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個文化悲劇。因此援助貧病作家不等于‘慈善事業(yè)’，它是帶有一種崇高的文化運動意義的。因為這就是對于促使作家貧病的惡劣環(huán)境的一種抗議；
因為這就是用社會的大眾的力量去保護人類的精華——人類的靈魂技師，推進抗建文化的一種運動；
而且這又正是文化工作者‘文人相助’的一種團結運動，和以另一種形式爭取學術言論出版自由的民主運動。”[40]
不久，西南聯大五壁報社與云南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舉辦了魯迅逝世八周年紀念晚會。10月19日這天，4千多青年隆重集會，表達了發(fā)揚魯迅戰(zhàn)斗精神的決心。[41]1944年10月，蔣介石發(fā)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動員開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11月6日，教育部還特派人到學校在國民月會上做了傳達。當時，許多同學擔心這件事會被國民黨利用，為此展開熱烈討論。學生們的討論得到聯大教授會的理解，于是做出“此次知識青年軍純粹為國防軍，不參加黨派活動”等四項決議。[42]12月25日，昆明文化界召開紀念護國起義29周年紀念大會，西南聯大多個學生團體參加了這次活動的籌備，會后許多同學還參加了大后方在抗戰(zhàn)爆發(fā)以來第一次聲勢浩的大游行。這年年底，西南聯大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成立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并很快成為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進入1945年后，西南聯大的青年運動更加蓬勃。3月28日，學生自治會舉辦“國是與團結問題”座談晚會，4月6日，聯大全體學生通過《對國是的意見》，要求“立即停止一黨專政，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平等地位，集合各黨派代表，及資望與能力為國人所崇敬的無黨無派進步人士，舉行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實施緊急的戰(zhàn)時措置，然后籌備召開能真正代表全國民意而不是一黨包辦的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43]
1945年5月4日，是西南聯大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最后一次五四紀念。這天，聯大學生自治會再次與云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學生自治會聯合舉辦“五四紀念大會”，會后的大游行中，同學們在大后方第一次公開高喊了“立即結束國民黨獨裁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等口號。當晚的火炬競走，男女隊第一名的錦旗上書寫著“民主火種”，第二名錦旗上為“巍巍青年”。[44]由馬約翰教授手書的“巍巍青年”錦旗，是西南聯大悠悠體育會捐贈的，這天悠悠體育會還出版了《五四周年紀念特刊》，聞一多的《五四斷想》就發(fā)表在這個特刊上。文中開篇寫到：“舊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個跟一個，――這是演化。新的已經來到，舊的還不肯去，新的急了，把舊的擠掉，――這是革命。擠是發(fā)展受到阻礙時必然的現象，而新的必然是發(fā)展的，能發(fā)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遠是革命的，革命永遠是青年的�！盵45]聞一多用詩一般的句子，詮釋了五四以來青年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
在青年以各種形式轟轟烈烈地紀念五四的時候，由西南聯大教授潘光旦、費孝通主編的自由論壇社，于5月2日組織了一次以“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五四紀念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大學教授、講師、助教、研究員、中學教員、銀行行員、雜志編輯和大學生。他們有的是“當年躬與其事的前輩”，有的是“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有的是“一般認為很急進的左派青年朋友”。[46]會議主席說，他們并非有意選定“自由主義的前途”這個題目，只是因為大家在這個問題的認識出入很大，希望利用這個場合平心靜氣地交換一下意見。會上，人們的話題展得很開，除了包括自由主義的原則、目的、條件、手段，自由與中庸，經濟自由與言論自由，保守與急進，個人與集體，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還涉及到民主與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否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自由主義是否包括在“德先生”之內，民主政治能否保證自由主義，階級的象征（特權），取消階級的理想社會能否實現等等。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出一致結論。不過，對于達成共識來說，次座談會所表達的青年運動需要自身反省，則是一個重要的信息。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在西南聯大爆發(fā)的“一二·一運動”，將全國反內戰(zhàn)運動推向高潮。這些人們已了解的很多，此處不再敘述。1946年5月，西南聯大的結束之際，青年們對近年來的學生運動進行了總結。5月4日上午，與西南聯大舉行結業(yè)典禮的同時，在一二·一運動中誕生的昆明市大中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正在云南大學至公堂召開“青年運動檢討會”。會上討論的問題有青年運動的任務、民主革命的意義、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政治斗爭的組織等。
在討論“五四的歷史背景及其成果”時，人們認為五四運動促進了青年的覺醒，覺醒的結果便是提出了反帝的民族解放與反封即民主革命兩項任務。一二·九運動的成果，是推動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七七抗戰(zhàn)，一二·一運動則承擔起了反封建的任務，成果是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雖然一二·一的成果還不太令人滿意，但不失為達成反封任務的一個開端。
在討論“青年運動在近代中國的作用”時，有人提出知識青年是不是一個階級的問題。一些人指出：“知識青年在意識上既是接近于工農大眾，而他們的地位又是夾在大地主官僚買辦（壓迫者）與工農大眾（被壓迫者）二者之間，所以當在下的被壓迫者起來對在上的壓迫者反抗時，他們這些夾在中間的知識青年便被推擠上去，作了壓迫者的先鋒�！钡�，“如果在下的不往上擠，他們也可以不動”，“今天在下的忍受不住壓迫，非往上擠不可，而在上的又死不放松，在這沖突中，夾在兩個壓力之間的知識青年自然是不免要有些犧牲的，因為壓力來了，他們首當其沖”。這樣看來，“今天的知識青年是民主運動的先鋒”，卻“是一種被動的先鋒”。這就是說，“民主運動的真正的原動力是在人民大眾中間，知識青年是接受了人民的意志而奮勇的沖上前去與敵人搏斗”。這段分析，既肯定了青年運動的功績，又指出了它與人民大眾的關系是被動的，需要主動與工農相結合。
會上，一個同學問：“我們青年學生的任務，是為了人民大眾，爭取人民大眾的幸福和利益，這也就牽涉到政治上去了”。對于這個問題，有人是這樣認識的：凡是以運動始，必以政爭終，否則這運動便是失敗，是白費。正因五四運動后來有國民黨領導，才收到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
一二九運動也因有共產黨領導，才造成七七抗戰(zhàn)局面的出現。而這兩次青年運動，都曾被人指摘受黨派利用。今天的歷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無知也依然在叫囂。事實證明，“青年運動必須轉變?yōu)橛薪M織的政治斗爭，那運動才不算白費”，并且“青年運動之轉化為有組織的政治斗爭，也正是青年運動必然的發(fā)展”。
一二·一運動于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學生聯合會舉行四烈士公葬后，宣告結束。此后，隨著復員北上的臨近，學生們顯得有些疲憊。對于這種現象，一些人不免有些擔心。對于這種現象，與會者認為：一個運動不能總是處于運動狀態(tài)，它必須也必然逐漸接受甚至尋找有組織的政黨團體的領導。到了某一時期，參加運動的分子必然大部分退下來，另一部分則正式參加到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中，形成為更堅強的政治力量。問題在于“今天的青年是否將響應時代的號召，以比五四與一二九的青年更堅決的意志，更高度的熱誠，投身于他所應投向的政治團體，完成時代所賦于他的使命。”[47]
“青年運動檢討會”的召開，是西南聯大青年在昆明的最后一次集會。當天，第一批同學復員北上，開始新的征程。此后，三校同學繼續(xù)高舉五四旗幟，并將五四精神融入了“聯大精神”。今天，我們在總結“聯大精神”時，無不與五四緊緊聯系在一起。
�。ㄕf明：本文為200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之“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①] 《謹獻給聯合大學》，《云南日報》（昆明）1938年5月11日“社論”，第4版。
[②] 《繼續(xù)五四精神，擔負救亡責任，北大同學紀念五四，大聲疾呼喚醒國人》，《云南日報》（昆明）1938年5月12日，第4版。
[③] 本節(jié)據《昨日全省青年舉行五四擴大紀念》，《云南日報》（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沈沉：《復仇和火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報》（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④] 李光榮：《西南聯大的五月四日》，西南聯大研究所編：《西南聯大研究》第1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75頁。
[⑤] 《昨日全省青年舉行五四擴大紀念》，《云南日報》（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⑥] 沈沉：《復仇和火龍，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報》（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⑦] 《各界踴躍獻金捐款》，《云南日報》（昆明）1940年5月11日，第4版。
[⑧] 沈沉：《光明的火龍，在昨夜雨點中燃燒起來，踏著五四的光輝向前進!》，《云南日報》（昆明），1940年5月5日，第4版。
[⑨] 《繼續(xù)“五四”的精神，消滅漢奸，抗御暴敵，打回老家去！聯大同學熱烈紀念五四》，《云南日報》（昆明）1938年5月9日，第4版。
[⑩] 聞一多講、際戡筆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西南聯大除夕社編：《聯大八年》，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1946年，第7頁。文中說：“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jié)，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
[11] 本報記者：《撫今追昔日百感交集，聯大昨晚座談五四，歷史系主催各教授發(fā)言》，《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4日，第3版。
[12] 李凌：《聯大八年》，《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按：作者在按中說，此文曾在1946年10月1日聯大校友在北平舉行的九周年校慶紀念特刊上刊登。
[13] 南開大學沒有設立中文系，故西南聯大中文系是由北大、清華兩校中文系組成的。
[14] 本報記者：《浪漫的道路－－記聯大的文藝晚會》，《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9日，第3版。
[15] 羅莘田：《從文藝晚會說起》，《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21日“星期論文”，第2版。
[16] 《在月光下――記一個三千人的文藝晚會》，《正義報》（昆明），1944年5月10日。
[17] 羅莘田：《從文藝晚會說起》，《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21日“星期論文”，第2版。
[18] 本報記者：《浪漫的道路－－記聯大的文藝晚會》，《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10日，第3版。
[19] 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7頁。
[20] 《自治會火炬大游行》，《觀察報》（昆明）1945年5月4日，第4版。
[21] 《聯大紀念五四，于昨開始為第一期》，《正義報》（昆明）1945年5月2日，第3版。
[22] 《紀念五四，教授座談》，《觀察報》（昆明）1945年5月4日，第4版。
[23] 田堃：《珍重，聯大�。浺粋�八年合作的奇跡》，《云南日報》（昆明）1946年5月5日，第2版。在《聯大完成歷史使命，八年合作意義深長，昨日行結業(yè)禮三校開始北返，地方父老依依惜別互道離衷》中，記錄蔡維藩的話為：“聯大由五四開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聯大北上，帶頭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的精神北上�！币姟对颇先請蟆罚ɡッ鳎�1946年5月5日，第2版。
[24] 馮友蘭：《論青年節(jié)》，《益世報》（昆明）1939年5月4日，第4版（“五四”廿周年紀念特刊）。案：此文收入《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時間標明1939年8月，實誤。
[25] 朱自清：《中年人與青年人》，原載1939年4月1日《青年公論》第2期，轉引自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2-303頁。
[26] 曾昭掄：《學生運動的前途》，《益世報》（昆明）1939年5月4日，第4版。
[27] 朱自清：《為五四青年節(jié)題詞》，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4頁。
[28] 梅貽琦：《青年節(jié)寫給青年諸君》，《中央日報》（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紀念特刊”）。
[29] 曾昭掄：《重視青年與愛護青年》，《中央日報》（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紀念特刊”）。
[30] 伍啟元：《青年運動的今昔》，《中央日報》（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紀念特刊”）。
[31] 倪中方：《“五四運動”的心理背境》，《云南日報》（昆明）1942年5月4日，第3版。
[32] 周炳琳：《五四――從青年說到中年》，《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4日，第5版，
[33] 本報記者：《風風雨雨的節(jié)日－－五四在西南聯大》，《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5月5日，第3版。
[34] 聞一多：《可怕的冷靜》，《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6月25日，第2版。
[35] 《救災如救火》，《云南日報》1944年1月12日“短評”，第3版。
[36] 《蔣主席撥四十萬元，救濟聯大云大同學，孔副院長借款兩校作周轉金》，《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4月14日，第3版。關于每位學生分發(fā)100元救濟金一事，在西南聯大常委會議會議記錄及校務會會議記錄中，均無記載，僅有有關報紙報導。
[37] 《愁容滿面，不忘救災：聯大學生和救濟金》，《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4月26日，第3版。
[38] 《四學府昨聯合舉行七七時事座談會，參加教授十余學生三千》，《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7月8日，第3版。
[39] 《援助貧病作家，聯大同學踴躍募捐，一周內已募獲四十五萬》，《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9月29日，第3版；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啟》，《云南日報》（昆明）1945年2月3日，第4版。
[40] 《聯大募款救濟作家，文協總會來信致謝》，《掃蕩報》（昆明）1944年10月19日，第4版。
[41] 《魯迅紀念晚會，四千多人熱烈參加，講演朗誦近五小時》，《云南日報》（昆明）1944年10月20日，第3版。
[42] 《中央采納聯大對青年從軍建議》，《正義報》（昆明）1944年12月6日，第3版。
[43] 《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全體學生對國是的意見》（1945年4月6日），《聯大八年》，第31-33頁。
[44] 《火炬競走》，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編：《聯大通訊》第2期，1945年5月21日。
[45] 西南聯大悠悠體育會編：《五四周年紀念特刊》，昆明，1945年5月4日。
[46] 《自由主義在中國：五四紀念座談會記錄》，《自由論壇周報》（昆明）第25期，1945年5月4日，第3版。
[47] 《青年運動檢討會記錄》，《學生報》（昆明）第15期，194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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