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陳雪嵩,楊先哲：“問題與主義”之爭九十年回顧與思考

　　[提要]九十年前五四運動后不久由胡適發(fā)起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影響深遠，但由于對發(fā)起的復雜背景缺乏疏理也產(chǎn)生了文本誤讀，或因政治意識形態(tài)原因而有所誤解。本文在查閱大量原始文獻和相關(guān)資料的基礎(chǔ)上，重新考查了論爭發(fā)起原因、論辯內(nèi)容及后人評價。認為論爭是從學術(shù)角度談?wù)撜�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實踐，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義至今仍在。

　　[關(guān)鍵詞]胡適；
五四運動；
問題與主義之爭；
實驗主義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1919年7月20日，胡適先生發(fā)表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時評，引發(fā)了“問題與主義”的論爭，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囿于個人認知和時代變遷，后來各界的評價褒貶不一，也留下了不少歷史誤解。九十年后我們來回顧反思和再評價這場論爭，顯然是有意義的。

　　五四是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種外來“主義”炫眼耀目的時期，舊的傳統(tǒng)思想遭冷遇，青年受時髦主義的影響，情緒浮躁，或一知半解就成了這種或那種學說的支持者。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也通過宣揚各種主義來美化政府統(tǒng)治，兜售“過激”主義。以致當時無政府主義最為走俏，國家主義也甚囂塵上，社會主義更是形形色色，王揖唐、陳炯明等都奢談社會主義，搞得孫中山都疑惑：“社會主義有57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胡適：《自由主義》，1948年9月4日，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第65頁，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狂飆后不久，胡適冷靜地告誡那些主義的迷信者：抽象理論不能取代實際問題，對主義和理論必須加以仔細研究，而不能作為口號，喚醒民眾對社會實際問題研究的認識。胡適的立論很快有藍公武、李大釗發(fā)文駁難，后又有嚴復、梁啟超、陳獨秀、魯迅、毛澤東、張東蓀、戴季陶等人參與討論，各述己見，很快形成一場很有意義的思想論爭。

　　“問題與主義”之爭為后人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間，但早些年我國學界將其納入“中共黨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讀這場論爭，說成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毒攻擊，是思想領(lǐng)域的階級斗爭。眾所周知，解放初年大陸官方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這讓胡適也頗感這場論爭的政治意義非凡，在晚年回憶里亦用“我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來加以描述，這又被某些操弄意識形態(tài)的人看作是胡適的“主動招供”。而實際上中共當時尚未成立，很難說當年的論爭就是胡適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沖突，除政治意義外，“問題與主義”之爭尚有更深遠的學術(shù)思想文化意義。

　　一、“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發(fā)起和論辯

　　胡適是喝過洋墨水的“洋博士”，與安徽同鄉(xiāng)陳獨秀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但他回國后及至北大任教時的心態(tài)是只專注于文化學術(shù)，而不想?yún)⑴c政治討論，曾許諾“二十年不談?wù)�治”。他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因為“政治干擾”，而不幸脫離了新文化運動的軌道。當然，傳統(tǒng)“士大夫”精神的傳承使新型知識分子不能完全擺脫其源自本性的政治訴求，況且五四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開放活躍，千年來的經(jīng)世濟民、家國天下情懷，使任何一個思想者對內(nèi)憂外患的中國現(xiàn)狀及其出路，都不能不有所思考和有所表態(tài)。當時西方各種主義已在中國大肆宣傳流行，而關(guān)乎國計民生大大小小的現(xiàn)實問題，卻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并拿出解決方案。胡適對此深感擔憂卻隱忍未發(fā)。

　　熱衷于政治的陳獨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創(chuàng)辦政治性刊物《每周評論》，胡適雖也經(jīng)常投稿，但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1919年6月中旬陳獨秀“因政治活動”被捕，胡適來接辦，“方才有不能不談?wù)�治的感覺”。[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號，1922年6月18日。]到1919年8月31日[胡適《我的歧路》一文中記為“1919年8月30日”，實際應(yīng)為1919年8月31日。]《每周評論》被北洋軍閥政府封禁，前后共出刊37期。其第1至25期由李大釗、陳獨秀主編，從26期起由胡適主編，他們?nèi)�人都是北大教授且是好友。而《每周評論》正是“問題與主義”論爭的主陣地，胡適也因接手《每周評論》從鉆研學術(shù)轉(zhuǎn)向談?wù)撜�治，針對安福部首領(lǐng)王揖唐也高談民生主義，發(fā)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后來講，“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國內(nèi)正傾向于談主義。我預(yù)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并認為當時的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yīng)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xiàn)狀。十幾年前我所預(yù)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詞，把主義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都顯現(xiàn)在眼前了”。[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12月。]他揭示空談“主義”的危險，提醒國人要警惕把“主義”做“招牌”。張東蓀也認為，“變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卻莫若這個‘主義’”。[張東蓀：《現(xiàn)在與將來》，《改造》3卷4號（1920年12月15日）。]在“假、大、空”的主義五花八門而莫知其玄的情勢下，提醒國人要多研究些實際問題，少一些盲目依從，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都是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

　　胡適并非提倡光研究問題而不談主義，反而十分強調(diào)學理輸入的重要性。胡適說：“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yīng)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主義要談，但不能不加思考不作研究地空談。胡適談?wù)搯栴}與主義是以他的實驗主義理論為基礎(chǔ)的，早在1919年春他曾作過一次講演，題目就叫《實驗主義》，[胡適：《實驗主義》，《胡適講演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0年。]介紹杜威思想方法論，提出“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學術(shù)方法。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刊發(fā)后，首先是梁啟超的朋友藍公武在《國民公報》發(fā)表了《問題與主義》的一組回應(yīng)文章，強調(diào)學理或“主義”的重要。李大釗也給胡適寫了封信《再論問題與主義》，由胡適刋發(fā)在《每周評論》上。胡適本人又先后撰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兩篇文章進行論辯，試圖將論爭引向深入。其中《四論問題與主義》本來要發(fā)表在《每周評論》第37期上，但這期刊物在印刷時即被北洋政府封閉，后來《胡適文存》第一輯出版，胡適才將此篇及藍、李的論辯一齊收入。隨后，在其它刊物上又有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從經(jīng)驗和事實分析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魯迅、顧頡剛等人也發(fā)表了自己關(guān)于“問題”和“主義”的看法。而在這場論爭之前，嚴復從唯理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的西方哲學史角度，對中國當時“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做出了預(yù)言。對于各種問題和主義的研究，則也在論爭之后開始呈現(xiàn)。于是一場有許多名流學者參加的思想論爭，在“后五四”紛繁復雜的政治情勢下得以展開。

　　論爭是在心平氣和互相尊重的氛圍中進行，論者圍繞著“問題”與“主義”的概念、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解決問題的方法、“問題”與“主義”關(guān)系等方面展開了論辯。為什么要多研究“問題”呢？陳獨秀說：“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chǔ)-“地方自治與同業(yè)聯(lián)合兩種小組織”》，《獨秀文存》第251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時陳獨秀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是一句大實話。多研究問題是因為中國內(nèi)憂外患，社會危機問題日益加重。胡適說：“因為我們的社會現(xiàn)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fā)生問題的，現(xiàn)在因為不能適應(yīng)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研究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胡適認為：“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他還說：“問題關(guān)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從研究問題里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于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
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地養(yǎng)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同上。]

　　論爭的分歧之一在于“問題”的性質(zhì)。藍公武認為“構(gòu)成一種問題，非必由于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主張用主義喚起人們對現(xiàn)實的反省，才會有問題意識。并將問題劃分為抽象性問題和具體問題。而“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才能發(fā)生效力”。“問題不限于具體，抽象性的更為重要；
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為抽象性，后才變成具體性的”。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藍公武認為胡適“太注重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年7月29日，第5版。]藍公武的辨駁多是基于學術(shù)，胡適也承認其所論“是有相當真理的”。

　　此后，陳獨秀發(fā)表了《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主義與努力》等文章，闡釋研究問題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最好是用勞力去求那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強調(diào)“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
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yè)”。[陳獨秀：《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認為研究和解決問題是比宣傳主義更重要的事。李大釗雖不贊同胡、陳，但也承認“最近發(fā)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qū)嶋H的方面去作”。[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胡適引發(fā)的討論，除各方學者在學術(shù)和政治上探討，也刺激了一些知識青年關(guān)注當時中國的種種問題，提出一些切中時弊的問題來著手研究。毛澤東就很快擬定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強迫教育問題、孔子問題、經(jīng)濟自由問題、國際聯(lián)盟問題等，共計71大類；
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yè)、交通、財政、經(jīng)濟8大類又分列出81個更具體的問題，如貞操問題、國語問題、西藏問題、司法獨立問題、社會主義能否實現(xiàn)問題等，合計有144個，[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既有抽象性問題，也有具體問題。而胡適所說的“問題”，多指現(xiàn)實的具體問題，如人力車夫的生計、大總統(tǒng)的權(quán)限、賣淫賣官賣國問題等。都是一些范圍大小不等的“事”。至于“理”即學理(思想、學術(shù)、信仰、學說)則不在他的“問題”之內(nèi)。胡適把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看作“五四”新思潮中兩種不同的趨勢和手段。具體問題的解決，要具體地進行調(diào)查分析，“主義”不可能全部解決。然而抽象問題則多與“主義”有關(guān)，藍公武認為：“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年7月29日，第5版。]

　　無論是問題還是主義，牽涉面都很廣。對社會主義頗有研究的戴季陶也提出，要把“中國勞動者的地位改善問題，拿來做一個民國九年的第一事業(y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諸君》，《星期評論》第32號（1920年1月11日），署名季陶。]梁啟超、張東蓀則通過闡釋中國存在的問題，來分析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的可能性。陳獨秀也著手研究中國人口問題，于1920年4月1日發(fā)表了《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一文。[陳獨秀：《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獨秀文存》第288-299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胡適發(fā)起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引來當時知識分子對中國現(xiàn)存問題研究的極大興趣，連毛澤東也沒有趕時髦赴法國“勤工儉學”去追尋理想“主義”，而是回湖南“多研究些問題”。毛澤東將1919年9月在長沙所擬《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大學生鄧中夏，由其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上，受到各方重視。

　　二、“主義”也很重要，但反對空談

　　“主義”當然也是重要的，事實上胡適自己也曾談過大同主義、和平主義、易卜生主義及好政府主義等，就在他作問題與主義文章時，正在大談其實驗主義。當時已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站出來為“主義”呼號，認為要使一個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上多數(shù)人共同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須“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才有解決的希望�！吧鐣�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面”，[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是衡量和發(fā)現(xiàn)社會問題的尺度和工具，注重主義對于問題的提出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根本性作用。

　　胡適對“主義”的理解則沒有那么“神圣”，在《我的歧路》一文中他解釋：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shè)，在細心求實證……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號，1922年6月18日。]胡適反對“主義”的抽象空談，特別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與中國實際問題不合，是沒有什么用處的。藍公武也反對空談，但認為“胡君不說應(yīng)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卻教吾們?nèi)ハ雽嶋H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了”。[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年7月30日，第5版。]

　　胡適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而“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爸髁x的危險”指“不懂‘主義’這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具體主張，就大起恐慌”，胡適斥責“抽象的主義”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內(nèi)容的全稱名詞”。[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但藍公武則與李大釗一樣將理想和空談相區(qū)別，認為：“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哪個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并認定“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fā)生的時候，即為一種理想，并不是什么具體方法”。[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年7月30日，第5版。]而此后胡適表示，他“自始至終，不但不曾反對理想，并且極力恭維理想”。理想可以是“想像的”，但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作用，乃是“根據(jù)于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chuàng)造的想像力，并不是那些抄襲現(xiàn)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

　　五四時期的“主義”大都從西方輸入，當時許多人都大談各種主義，安福系王揖唐也高談闊論社會主義，而懶得去研究社會實際問題。為什么要輸入“主義”呢？胡適將原因歸結(jié)為：“中國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shù)；
有些人想讓其深信的學說傳播發(fā)展，故盡力提倡；
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功夫，覺得翻譯現(xiàn)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
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不容易且易遭禍，介紹學說既安全也可以種下點革命的種子；
學理的輸入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胡適把輸入主義歸結(jié)為中國知識人太“懶”，這似乎有些簡單化。其實輸入學理和宣傳主義要做好同樣不容易，藍公武說：“主義好像是航海的羅盤針”，“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認為主義和方法是“目標和路徑的關(guān)系”。[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國民公報》，1919年7月26日，第5版。]當時知識分子在探討中國向何處去？走什么路？向西方學習，主義就是要回答這個大問題。毛澤東既重視“問題”，也重視“主義”，他把“主義”理解為“旗幟”，說人們“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問題研究者“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jié)合，要變?yōu)橹髁x的結(jié)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致羅璈階信》（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主義”在毛澤東看來是引導人們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導航旗。激進的國民黨人戴季陶更看重主義的輿論宣傳和鼓動力量，“主義”是可以擎起來的大旗，高喊的口號，要對粵軍將�！笆┮云毡榈母锩�教育，使個個都成為‘有主義的革命者’”，“即使全軍覆沒了，也還留著一個‘主義’作將來革命的發(fā)動力”。[戴季陶：《致陳競存?zhèn)惛锩�的信》�?920年1月13日，據(jù)《建設(shè)》第2卷第1號。]

　　然而“主義”旗幟也實在太多，持保守立場的梁啟超聲稱：“我近來極厭聞所謂什么主義什么主義，因為無論何種主義一到中國人手里，都變成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八麄儯ㄗⅲ褐笩o業(yè)階級）隨時可以把最時髦的主義頂在頭上，靠主義作飯碗”。“世界上學者嘔盡心血發(fā)明的主義，結(jié)果做他們（注：指農(nóng)會商會工會聯(lián)合到的幾十位墨陽鄉(xiāng)市四民之首的“士”為代表）穿衣吃飯的工具”。[梁啟超：《無產(chǎn)階級與無業(yè)階級》（1925年5月1日），《飲冰室合集》第5冊《文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認為并不是所有的主義都能起到導航旗的作用，對于主義需分析辨識清楚才行。胡適認為輸入學理和主義應(yīng)與現(xiàn)實問題結(jié)合，“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余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shù)專門學者之外，絕不會發(fā)生什么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里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yè)，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在現(xiàn)代中國，輸入西方“主義”很少是出于純理論的興趣，更多都為“解決問題”。故胡適說：“輸入學說時，應(yīng)該注意那發(fā)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輸入學說時應(yīng)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它所受的學術(shù)影響”；
“輸入學說時應(yīng)該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jīng)發(fā)生的效果”。此即為“歷史的態(tài)度”。[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7號，1919年8月31日。]先要關(guān)注現(xiàn)實社會問題，從而為用學理解釋解決問題提供途徑，以擴大學理，此即為“主義”的功效，可知，胡適對“主義”主要還是從學術(shù)角度來論說。

　　三、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本解決還是點滴改良

　　中國社會諸多問題解決的方式，是根本解決還是點滴改良？則成為論爭的另一個交鋒點。李大釗就明確提出：“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坝鲋鴷r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
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shù)臏蕚浠顒硬攀恰薄！敖?jīng)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毛澤東也說：“從中國現(xiàn)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yīng)該就從如先生（指黎錦熙）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3月12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我雖然不反對零碎解決，但我不贊成沒有主義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解決”。這就點出引進“主義”的目的，就是為了總體解決！毛認為“這實是進于總解決的一個緊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謂零碎解決實則是不痛不癢的解決相同”。[毛澤東：《致羅璈階信》（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孫中山領(lǐng)導革命也期望“畢其功于一役”，快刀斬亂麻。尋求全盤總體解決是當時多數(shù)人所期望的。

　　陳獨秀則主張：“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陳獨秀：《主義與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總體解決從方法上講做不到。胡適認為：“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yè)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tài)度，作切實的調(diào)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shè)，尋出實驗的證明”，這是一種“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也是方法�！熬唧w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么多一步”。[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上�！稌r事新報》1920年1月15日，又《新潮》第2卷第3號轉(zhuǎn)載，1920年4月1日。]胡適注重具體問題，不承認根本的解決，實驗主義注重具體的事務(wù)，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號，1922年6月18日。]認為“根本解決”“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欲速不達，反而會防礙“真進化”。

　　“少年中國學會”發(fā)起人王光祈于9月30日發(fā)表了《總解決與零碎解決》，提出第三種方法。他在批評杜威《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講演中主張“零碎解決”流弊的同時，直接批評了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認為“其流弊必使我們?nèi)祟悰]有一個共同最高的理想，陷于一種極狹隘、極無味的事實上面”。王光祈提出了“總解決中的零碎解決”的思路，具體到問題與主義上，“主義便是我們的理想目的——總解決，——關(guān)于這個主義的問題，我們應(yīng)該逐件解決——零碎解決”。[王光祈：《總解決與零碎解決》，《晨報副刊》，1919年9月30日。]王光祈明確了主義的目的在于“總解決”，但總解決下的具體化，則是一件一件零碎問題。故“少年中國學會”注重從教育與實業(yè)下手，而非以政治運動來改造社會。王光祈總解決下的零碎解決的訴求，多少還是受到了實驗主義的影響。[參見李永春：《“問題與主義”之爭和少年中國學會》，《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

　　研究問題與倡導主義間還存在著輕重緩急，孰先孰后的問題，即是先問題再主義，還是先主義再問題？這也是“問題與主義”論爭的內(nèi)容。少年中國學會另一發(fā)起人曾琦，早在1919年初就決定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主義，“近來覺得政治學是空的，打算研究社會學、人類學，從根底上尋個究竟”。所以在7月26日致胡適信中說，“《每周評論》卅一號所登的大作，對于現(xiàn)在空發(fā)議論而不切實的言論家，痛下砭鞭，我是萬分佩服。我常說：‘提倡社會主義，不如研究社會問題，較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曾琦：《曾琦致胡適》(1919年7月26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8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對胡適倡導研究社會問題表示支持，主張先著手發(fā)現(xiàn)、研究問題，而后再以主義做材料，解決具體問題。另有博斯稜給胡適的信提到：“不能因有所憑依任何主義就算是好的，蓋無論何種學理都是死藥方子，醫(yī)不了活潑潑的現(xiàn)政治的病，須要靠著現(xiàn)政治的實際找出他那些毛病出來，然后方可以去‘努力’治他的病”。[胡適：《答伯秋與博斯稜兩先生》，《努力周報》第4號，1922年5月28日。]主張研究問題是倡導主義的基礎(chǔ)，在發(fā)現(xiàn)問題后，方才能找到一種合適的主義來解決問題。

　　胡適認為學理作為工具，只有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才會有用武之地。“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主張“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后，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y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認為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

　　羅家倫則認為社會改造當以問題與主義并重。他說：“沒有主義，對于問題便沒有基本的主見，但是談主義，而不能應(yīng)用他到社會問題上去，則這種主義終歸于販賣的，舶來的，定浮而無所依附的，對于社會有什么益處呢？”[羅家倫：《解放與改造》，《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朱執(zhí)信也認為不談“主義”，“逐個問題沒有一定的主張，那所謂自決的怎樣決法，也是空洞洞的”。[朱執(zhí)信：《不合時宜之調(diào)和論》，《朱執(zhí)信集》，第529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現(xiàn)在的人何嘗不談問題，不過談的并不是研究，只是一個空談罷了。真要研究問題，自然也研究到一個主義上來，沒有可以逃得過的”。朱執(zhí)信也批評空談主義不肯力行的毛病，他說：“大家拿著重要的主義去粉飾那些無聊的議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這種象征的行動也可以救濟社會，那和尚念經(jīng)，也可以超度死人了。照我看這種人那里是提倡主義、實行主義的人，不過自己弄一個名聲，耽誤了人罷了”。[朱執(zhí)信：《新文化的危機》，《朱執(zhí)信集》，第880-88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認為將“主義”與“問題”完全對立起來是危險的，應(yīng)該統(tǒng)一起來談。

　　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雖列了71項亟待研究的問題，但提出：“問題之研究，需以學理為根據(jù)。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需為各種主義之研究”。[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1919年10月23日。]說明毛澤東政治上重視信仰和旗幟。先有主義就是先定立埸，由此就能更多更徹底地解決問題。魯迅也強調(diào)：“中國本不是發(fā)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因此，“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魯迅：《隨感錄五十九：“圣武”》，《編年體魯迅著作全集（插圖本）》，第263-26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主義為先較為激進，容易變成盲目。所謂先有主義就可以抵制其它一切主義，經(jīng)宣傳堅定了對某一種主義的信仰后，就可以抗拒其他外來的主義的影響。而其前提則是這種“主義”為絕對正確，無須懷疑，能“包醫(yī)百病，根本解決”。但在現(xiàn)實中這種“主義”根本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能是宗教性宣傳，是大話空話。

　　“主義”不只是為了“號召黨徒”，胡適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進一步論證，主義抽象得越神秘，反映的只是人類的愚味性，“因為愚味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霸嚳船F(xiàn)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里替他做護法門神的？”[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文章最后作了總結(jié)，此“結(jié)論”胡適在其晚年口述自傳中再次被強調(diào)：“所有的主義和學理應(yīng)是都該研究的，但是我們應(yīng)當把它們當成一種假設(shè)的觀念來研究，而不應(yīng)用把它們當成絕對的真理，或終極的教條。……不應(yīng)該把它們當成宗教信條一樣來奉行來頂禮膜拜。我們應(yīng)該利用它們來做幫助我們思想的工具，而絕對不能當成絕對真理來終止我們的思考和僵化我們的智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培植我們自己有創(chuàng)造性的智慧，和訓練我們對解決當前團體和社會里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從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詞或?qū)W理中解放出來”。[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第20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胡適反對“假、大、空”，為此一直堅持呼吁：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

　　四、“問題與主義”論爭的評價和再評價

　　九十年過去了，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主義”已成全民信仰，但政治社會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反而是越來越多，現(xiàn)在執(zhí)政黨是倡導穩(wěn)定再穩(wěn)定，點滴改良繁劇的政治社會問題。對“主義”的堅持則是一刻也沒有松動過，“舉什么旗”容不得懷疑和商討。但對“主義”的真假功效，由于歷史實踐的檢驗，卻有了各種形式的探討。毛澤東就大反修正主義并告誡警惕假馬克思主義，并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然而毛是否“真懂”？在他死后也遭到質(zhì)疑。鄧小平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認為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前并沒有真正搞清楚。然后是“與時俱進”，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對“主義”的反思研究從官方到民間上下都更為重視。

　　少談些“宗教信條”式的主義，對主義不盲從，要結(jié)合中國問題的實際加以研究運用，這樣的認識現(xiàn)在大概不會有人反對。然而長期以來，“問題與主義”之爭被定性為“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陳哲夫，江榮海，吳丕：《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冊，第249頁，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胡適也被說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論者多強調(diào)：“原來共同高擎新文化運動大旗的戰(zhàn)友們開始分道揚鑣了”。[小田，季進：《胡適傳》第146頁，團結(jié)出版社1999年版。]《每周評論》被封禁后，“李大釗、陳獨秀向左轉(zhuǎn)，胡適向右轉(zhuǎn)”。[桑逢康：《胡適在北大》第37頁，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7年版。]突出其政治意識形態(tài)取向，胡適一直作為共產(chǎn)黨的對立面而遭受譴責。

　　但早年胡適對世界范圍內(nèi)已是相當吃香的社會主義其實并不拒斥，且曾“確信社會主義是新時代的世界發(fā)展趨勢”。[參見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離合》，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思想史論》下卷，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在《四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曾指出唯物史觀在史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shù)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7號，1919年8月31日。]從學術(shù)角度給予正面評論，并沒有政治上的攻擊。被中共列為“戰(zhàn)犯”逃離大陸后，胡適總結(jié)了“問題與主義”論爭分岐之所在，在晚年回憶錄中強調(diào)：“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原無驕傲之可言；
但是讓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照樣算不得好漢”。他為當年論爭再作詮釋：“簡單的道理便是我曾經(jīng)傳播過一種治學方法，叫人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緣故（我從未寫過一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認為“學術(shù)研究在政治上所發(fā)生的政治性的嚴肅意義”，[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第20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中共當政后對他加以整肅的原因。

　　胡適辯駁道：“我的思想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斑@是我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實驗主義的處理”。胡適晚年雖流露出對社會主義的失望，但談?wù)�治絕非其當年的初衷�！榜R克思主義者和共產(chǎn)黨卻認為我這篇文章十分乖謬，而對我難忘舊恨。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共產(chǎn)黨也在中國大陸當權(quán)了，乃重翻舊案，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運動來清算我的思想”。[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第209-21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雖然胡適自已后來也刻意渲染其論爭的政治意義，然而實際上，“問題與主義”論爭不過是在學術(shù)層面上對于政治問題的探討，學術(shù)性要遠大于政治性。

　　有學者指出，所謂問題與主義之爭，其爭論的焦點和實質(zhì)并不在問題與主義之間，真正的分歧在于談什么主義，用什么方法解決問題。所以與其說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不如說是主義與主義之爭，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同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之爭，是改良主義思潮同社會主義革命思潮之爭。李大釗的思想來源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根本的社會革命。胡適的思想來源于杜威的實驗主義，他的方法是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革。這就是雙方爭論之原因，也是分歧的關(guān)鍵之所在。[李慶：《胡適和問題與主義之爭》，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這樣的分析從后來的政治分野和思想發(fā)展來看，似乎相當合拍也不乏其深刻性，但也畢竟不是事實。

　　其實，胡適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真正出現(xiàn)，談?wù)撋鐣�主義的主要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人、進步黨人和社會黨人。[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本來面目》，載《二十一世紀》總第8期。]胡適并不拒斥研究主義，不過更注重于從具體的事實、經(jīng)驗出發(fā)來求得對問題本身的認識，并從中尋求解決的途徑。在論爭中，胡適的矛頭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單單指向社會主義者，他與他的老師杜威先生當時甚至都同情和認可社會主義，但他極反感一切主義的空談。早在李大釗發(fā)表《庶民的勝利》前的1918年3月，胡適就曾指出：“現(xiàn)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學說來做自己的議論的護身符，……不去研究中國今日的現(xiàn)狀應(yīng)該用什么救濟的方法，卻去引那些西洋學者的陳言來辯護自己的偏見”。[胡適：《旅京雜記》，《新青年》第4卷第3號，第252-253頁。]就爭論的動機論，胡適意在宣揚與實行實驗主義，批判空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政治問題的“懶漢”現(xiàn)象。[李永春：《“問題與主義”之爭和少年中國學會》，《安徽史學》，2006年02期。]所以，“問題與主義”論爭實有著“超越政治的意義”。[蕭功秦：《嚴復與胡適對“主義”與“問題”的思考》，載沈寂主編《胡適研究》第1輯，第279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問題與主義”論爭主要還是從理論角度展開，并未從實質(zhì)上涉及具體問題的解決，只是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唐德剛《胡適雜憶》中提到：“那些‘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其實那時他們對‘大問題’并不敢接觸，例如‘中國何以不能工業(yè)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議會政治，何以全盤失��？’這些有關(guān)國族興衰的‘大問題’，如果沒有精湛的（輸入的）學理，何有充分資料的研究作背景，而專憑常識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這種憑常識抬杠的風氣，自五四一直延續(xù)到六七十年代”。[見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注，第217-21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雖然論爭雙方就如何研究問題如何宣傳主義展開了充分的討論，但是并沒有從國情出發(fā)就實際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行性方案，論爭也只能是停留在紙面上。

　　此前，嚴復就先于胡適對問題與主義相關(guān)問題進行過思考，只是未像胡適那樣明確地將問題與主義分為兩個對立項來引發(fā)討論。蕭功秦指出：“胡適的討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影響甚大，但其內(nèi)涵相當膚淺而單薄，這幾篇行文松散的雜感式的文字，缺乏嚴謹?shù)母拍罘治雠c邏輯推闡的周延性，嚴復比胡適更早對‘主義決定論’提出了批評”。嚴復具有相當深厚的西學根基，他把批評的矛頭對準西方哲學中的唯理主義傳統(tǒng)，“以及這一傳統(tǒng)對于法國大革命式的政治思潮的影響”。而胡適的缺陷則在于：“主義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主義都有經(jīng)驗上的來源，人類社會中的各種主義至少存在著兩種根本不同的類型：經(jīng)驗主義類型與唯理主義類型”。[蕭功秦：《嚴復與胡適對“主義”與“問題”的思考》，載沈寂主編《胡適研究》第1輯，第291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蕭功秦認為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心態(tài)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崇尚某種抽象的中心象征符號，并以這種符號與理念作為一勞永逸的、整體的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處方。這是一種以某種“主義”來推演和涵蓋解決具體難題的途徑的思維模式�！�…這種以意識形態(tài)的“主義”來見涵蓋“問題”的政治文化現(xiàn)象，可以說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tài)特征。[同上，第285頁。]中國貧困潦倒內(nèi)壓外迫的艱難處境，使知識分子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唯理主義，希望借此表達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推翻一切重來，比改良要易得多。經(jīng)驗主義在中國并不如唯理主義那樣得到更多地認可。對此，林毓生也認為，“當中國處于整體性危機的時代，人們渴望著對問題作整體性的解決”。[林觥生：《“問題與主義”論辨的歷史意義》，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思想史論》下卷，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蕭功秦指出：“自由主義式的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夠適合當時許多人的心態(tài)”，[蕭功秦：《嚴復與胡適對“主義”與“問題”的思考》，載沈寂主編《胡適研究》第1輯，第293-294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不能為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所能理解，久積重病的中國，呼喚著一場徹底的革命。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因而放棄了持續(xù)與堅忍的學術(shù)學理探討，而更熱衷于政治革命，包括胡適本人在內(nèi)的學者更關(guān)注“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政治意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問題與主義”論爭為人們的開啟思想，關(guān)注問題，冷靜對待主義，確實起到了警醒作用，具有深遠影響。政治上胡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曾是同一陣營的“激進主義”者（李大釗語），是可以共同商量政治綱領(lǐng)的同志。[如后來胡適提出“好政府”主張，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與李大釗商量。其1922年5月13日《日記》記他“半夜”打電話給“守常商議”，此時的李大釗已是共產(chǎn)黨人。見《胡適日記》下冊，第352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學理上胡適和李大釗論爭主要是如何看待理論和實踐的關(guān)系問題，這一點他們其實也無多大分歧，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原本就較一致。分歧的關(guān)鍵在于對主義的過分強調(diào)迷信執(zhí)著，此時李大釗已公開聲稱是布爾什維克的“新信徒”，后來也的確出現(xiàn)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論爭的實際后果，周策縱指出：就在自由主義者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建議后不久的1920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很多社會主義者及其追隨者開始走向工人和農(nóng)民中去研究他們的生活狀況，而自由主義者卻很少參加社會調(diào)查和勞工活動。1922年后，不少自由主義者卻傾向于從事考據(jù)之類的學術(shù)工作。[周策縱：《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31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如此說來，從自由主義大師胡適的告誡中得益最多的，實際上卻是共產(chǎn)黨人。

　　政治問題、意識形態(tài)的主義旗幟問題也都可以是學術(shù)問題，不同主義的信奉者可以是朋友，平心靜心地討論。思想無禁異，學術(shù)無禁區(qū)，李大釗就說：“‘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數(shù)強制少數(shù)，而在使一問題發(fā)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態(tài)度，為充分的討論，詳確的商榷，求一個公同的認可”。[李大釗：《平民主義》，《李大釗選集》第413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對論敵的寬容和尊重是“自由政治”的前提，論爭中我們也看到了學術(shù)自由、言論自由的可貴和價值。由于亂世危局中對思想意識的專制相對弱化，使五四后的二三十年代出現(xiàn)了許多發(fā)自民間不受控制的很有意義的思想文化論爭，“問題與主義”論爭雖政治性濃厚，卻有著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論爭中體現(xiàn)了論者很高的學術(shù)涵養(yǎng)和水平。

　　自五四至今九十年，對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中的各種問題和主義旗幟的探索，實際上從未停止。1927年李大釗以國民黨員的身份躲進蘇聯(lián)使館被軍閥搜出慘遭絞殺，胡適盡力營救；
后被共產(chǎn)黨免去總書記職務(wù)并開除黨籍的陳獨秀被國民黨收監(jiān)判刑，胡適又力所能及作了營救，主義不同，友情仍在。五十年代胡適逃離大陸后對“問題與主義”仍在反思，由社會主義的同情者轉(zhuǎn)為反對者。作為實驗主義的倡導者，胡適曾對計劃經(jīng)濟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大試驗大唱贊歌，他關(guān)注比較了二三十年，最后才認識到其為通向奴役之路。陳獨秀的反思更發(fā)人深醒，“問題與主義”論爭時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很快就沐浴外來“主義”陽光以其名望成為剛成立的共產(chǎn)黨“家長”，大革命的失敗代人受過使他看穿了“第三國際”陰謀，成為“第四國際”的—顆棋子坐牢后又對“主義”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抗戰(zhàn)出獄后的他即成為一位徹底的思想解放者。他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提出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
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quán)絕不能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
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yī)百病”的學說。胡適讀到老友陳獨秀這些“最后見解”，給予高度評價。[陳鐵健：《重讀陳獨秀》，載《南方周末》2009年3月18日]當年胡適發(fā)起“問題與主義”論爭的主旨，就是反對“被人牽著鼻子走”。論爭是思想的交鋒，是智慧的碰撞，其影響會持續(xù)經(jīng)年，在不斷反思中認識得以提高發(fā)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不盲從教條，“問題與主義”論爭中揭示的這些道理，現(xiàn)在還會有什么人懷疑呢？正如余英時先生所揭示：“中國大陸上今天喊得最響亮的兩個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至少間接地和胡適的思想有淵源”。[余英時：《重尋胡適的歷程》，第20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問題與主義”論爭的主旨和意義何在？就在于注重實踐，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九十年后的今天，其警示意義仍在。

　�。ㄔ�載《學術(shù)探索》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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