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錢鍾書談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

　　近一年中，我曾數次去拜訪我所敬重的前輩學者、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顧問錢錘書先生，聽錢先生就比較文學及一些有關問題發(fā)表了許多精辟見解。比較文學目前已在我國引起廣泛興趣與注意，北京大學集中好幾個系和研究所的力量成立了大陸上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全國性的學會也正在醞釀中。在此形勢感召之下，我決定不揣淺陋，把與錢先生幾次談話中涉及比較文學這個題目的內容略加整理，追記如次。

　　比較文學在西方發(fā)展較早，它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而作為一門學科，也從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開始在法國和德國逐漸形成。比較文學是超出個別民族文學范圍的研究，因此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自然是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從歷史上看來，各國發(fā)展比較文學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研究本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的相互影響。早期的法國學者強調rapports de fait〔實際聯系〕，德國學者強調研究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比較的文學史〕，都說明了這種情況。錢鍾書先生說他自己在著作里從未提倡過"比較文學"，而只應用過比較文學里的一些方法。"比較"是從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學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詩和散文、古代文學和近代文學、戲劇和小說等等，都可以用比較的方法去研究。"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錢先生認為，要發(fā)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中外文化交流開始得很早，佛教在漢代已傳入中國，而馬可•波羅(Marco Polo，一二五四？--一三二四？)于元世祖時來中國，則標志著中西文化交流一個重要階段的開始�！恶R可•波羅游記》在西方發(fā)生巨大影響，在整個文藝復興時代，它是西方最重要的、幾乎是唯一重要的有關東方的記載。研究馬可•波羅的權威學者本涅狄多(I.F.Benedetto)曾把馬可•波羅的《游記》與但丁《神曲》和托馬斯•阿奎那《神學總匯》(Summa Theologica)并舉為中世紀文化的三大"總結"，并非過獎。在《神曲•天堂篇》第八章，但丁描寫金星天里一個幸福的靈魂為歡樂之光輝包裹，如吐絲自縛的蠶，這個新奇比喻毫無疑問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影響。早在六世紀時，拜占廷帝國(即中國史書所載"拂"國)就從中國走私蠶種而發(fā)展起養(yǎng)蠶和絲綢業(yè)。據拜占廷史家普羅柯庇(Procopius)記載，兩個拜占廷人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唆使下，從中國把蠶卵和桑種藏在一根空心手杖里偷偷帶到君士坦丁堡，從此使西方也發(fā)展起綾羅綢緞來。以昆蟲學家的眼光看來，蠶吐絲作繭不過是蠶的生活史中由成蟲變成蛹所必經的階段，但在詩人的眼中，吐絲的春蠶卻成為為愛情或為事業(yè)獻身的感人形象。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是中國詩中千古傳唱的名句，而在西方文學中，除剛才提到的但丁之外，德國大詩人歌德也曾以春蠶吐絲喻詩人出于不可遏制的沖動而創(chuàng)作，辭意與義山詩頗為貼合：

　　 Wenn ich nicht sinnen oder dichten soll

　　 So ist das Leben mir kein Leben mehr.

　　 Verbiete du dem Seidenwurm zu spinnen，

　　 Wenn er sich schon dem Tode nher spinnt.

　　 Das kstliche Geweb" entwickelt er

　　 Aus seinem Innersten，und lβt nicht ab，

　　 Bis er in seinen Sarg sich eingeschlossen.

　　 --Torquato Tasso，V.ii.

　　 如果我不再思考或寫作，

　　 生活對于我也就不再是生活。

　　 你豈能阻止蠶兒吐絲結網，

　　 哪怕它是把自己織向死亡。

　　 它從體內織出這珍貴的柔絲，

　　 一息尚存，決不停息，

　　 直到把自己封進自制的棺材里。

　　 ——《塔索》，第五幕第二場

　　 此外如元雜劇《趙氏孤兒》，已經有不少文章論述過它在歐洲的流傳以及它對英、法某些作家的影響。錢先生指出此劇不僅在英、法文學中產生影響，意大利詩人麥塔斯塔西奧(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歌劇《中國英雄》(L"Eroe Cinese)也采用這個題材，并且在劇本前言(argomento)中聲明這一點；
這個問題值得讓留心中意文學關系的學者去進一步研究。

　　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還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領域。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學東漸，嚴復、林紓的翻譯在整個文化界都很有影響，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運動，更有意識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國和東歐國家文學的外來影響沖擊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國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達夫、聞一多以及活躍在當時文壇上的許許多多作家、詩人和理論家，都從外國文學中吸取營養(yǎng)，做了大量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郭沫若自己曾說他寫詩受泰戈爾、歌德和惠特曼影響，他詩中那種奔騰呼號，與他研習德國浪漫詩人顯然有密切的關系。當時的重要作家無一不精通一種或數種外語，深深浸淫于外國文學的影響之中，因此，研究現代中國文學而不懂外語、不了解外國文學，就很難摸到底蘊。有人不必要地擔心，以為一談借鑒和影響，就似乎會抹殺作家的獨創(chuàng)性，貶低他作品的價值，這其實是一種狹隘的偏見�，F代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是毋庸諱言的，但這種文學借鑒不是亦步亦趨的模仿，而是如魯迅所說"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因此，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不是來源出處的簡單考據，而是通過這種研究認識文學作品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特點和創(chuàng)新之處。

　　就中外文學，尤其是中西文學的比較而言，直接影響的研究畢竟是范圍有限的領域，而比較文學如果僅僅局限于來源和影響、原因和結果的研究，按韋勒克(René Wellek)譏誚的說法，不過是一種文學"外貿"(the"foreign trade"of literatures)。比較文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幫助我們認識總體文學(littérature générale)乃至人類文化的基本規(guī)律，所以中西文學超出實際聯系范圍的平行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有價值的。這種比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統(tǒng)的背景上進行，所以得出的結論具有普遍意義。錢鍾書先生認為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即所謂比較詩學(comparativepoetics)是一個重要而且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如何把中國傳統(tǒng)文論中的術語和西方的術語加以比較和互相闡發(fā)，是比較詩學的重要任務之一。進行這項工作必須深入細致，不能望文生義。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家大多是實踐家，要了解其理論必須同時讀其詩文，否則同一術語在不同的人用起來含義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別分明，必然引起混亂。錢先生最近發(fā)表的"詩可以怨"(見《文學評論》今年第一期)，就是比較詩學的一篇典范論文，其中對韓愈兩篇文章中的用語，就有幽眇精微的辨析。韓愈《送孟東野序》里說"物不得其平則鳴"，并不同于司馬遷所說"發(fā)憤所為作"，而他在《荊潭唱和詩序》里說"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才是"詩可以怨"一個明確的注腳。在這篇文章里，錢先生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說明中國和西方都認為最動人的是表現哀傷或痛苦的詩，很多詩人和理論家在說明這一點時不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語也常常巧合，這就指出了比較詩學中一個根本性的規(guī)律。錢先生認為，研究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不僅要讀詩話、詞話、曲論之類的專門文章，還應當留意具體作品甚至謠諺、訓詁之類，因為很多精辟見解往往就包含在那片言只語當中。研究文論還應留意畫論、樂論，象文論中品詩言"韻"，就是取譬音樂而最早見于謝赫論畫的"六法"，這與印度和西方文藝理論中以不絕余音喻含蓄有致的韻味，如出一轍(參見《管錐編》第四冊，第1352頁)。同時，對于脫離創(chuàng)作實踐的空頭理論，錢先生不甚可許。他強調從事文藝理論研究必須多從作品實際出發(fā)，加深中西文學修養(yǎng)，而僅僅搬弄一些新奇術語來故作玄虛，對于解決實際問題毫無補益；
他舉了一些現代法、美文論家濫用"結構主義"的例子，批評了象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這樣一類人的理論。

　　各國文學要真正溝通，必須打破語言的障礙，所以文學翻譯是必然的途徑，也是比較文學所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錢先生在《林紓的翻譯》(見《舊文四篇》)一文中，對文學翻譯問題提出了許多見解，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錢先生在談到翻譯問題時，認為我們不僅應當重視翻譯，努力提高譯文質量，而且應當注意研究翻譯史和翻譯理論。在各國翻譯史里，早期的譯作往往相當于譯述或改寫，以求把外國事物變得盡量接近"國貨"，以便本國讀者容易理解和接受。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態(tài)度不可謂不嚴肅，"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但實際上加進了許多譯者自己的闡釋。林紓根本不懂外文，他的譯作是根據別人的口述寫成，遇到他認為原作字句意猶未盡的地方，往往根據自己作文標準和"古文義法"為原作者潤筆甚至改寫。英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翻譯，這種改譯的例子也很多，《劍橋英國文學史》及馬蒂生(F.O.Matthiessen)、斯賓干(J.E.Spingarn)等人都有論述。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三章有論劇作家處理題材的不同方式一節(jié)，說法國人出于對本國文化的驕傲(aus dem Hochmut)，把外國題材一概本國化(sie haben sie nur nationalisiert)。這和施萊爾馬赫(F.D.E.Schleiermacher)論翻譯分兩派的話正相發(fā)明：一派讓作者安然不動，使讀者動身上外國去，另一派讓讀者安然不動，使作者動身到本國來。意大利詩人列奧巴蒂(GiacomoLeopardi)論德、法兩國的翻譯不同，和于兩國語言性質的不同，也和黑格爾的話印證。錢先生用黑格爾《美學》中的論述來談論翻譯問題，顯然是把翻譯當成一門藝術來看待，因此適用于其他藝術的美學原則，也應當適用于文學翻譯。就目前情況看來，我們對翻譯重視得還不夠，高質量的譯文并不很多，翻譯理論的探討也還不夠深入，這種種方面的問題，也許我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會有助于逐步解決。

　　比較文學在我國真正引起學術界普遍注意，可以說是最近幾年內的事，而一旦大家注意起來，希望促其進一步發(fā)展的時候，對于比較文學的性質、內容、方法等等理論問題，就有探討的必要。錢鍾書先生借用法國已故比較學者伽列(J.M.Carré)的話說："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est pasla comparaison，littéraire.)。意思是說，我們必須把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比較文學與純屬臆斷、東拉西扯的牽強比附區(qū)別開來。由于沒有明確比較文學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種相似之處的中外文學作品加以比較，既無理論的闡發(fā)，又沒有什么深入的結論，為比較而比較，這種"文學比較"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事實上，比較不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異，即所謂"對比文學"(contrastive 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異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認識中西文學傳統(tǒng)各自的特點。不僅如此，通過比較研究，我們應能加深對作家和作品的認識，對某一文學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認識，這就要求作品的比較與產生作品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背景、時代心理和作者個人心理等等因素綜合起來加以考慮。換言之，文學之間的比較應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進行，考慮到文學與歷史、哲學、心理學、語言學及其他各門學科的聯系。因此，錢先生認為，向我國文學研究者和廣大讀者介紹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在大學開設比較文學導論課程，是目前急待進行的工作。同時，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較文學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學修養(yǎng)和理論修養(yǎng)，實際去從事于具體的比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談論比較文學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正象哈利•列文(Harry Levin)所說那樣，Nuncage：是時候了，去實際地把文學作比較吧。

　　 一九八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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