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時代的“被需要”與“被排除”

　　【摘 要】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是西方女性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是后殖民思潮的主要代表，她的《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當下歷史》從哲學、文學、歷史和文化四個層面，通過讀解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文本，重讀西方經(jīng)典文學，探尋印度歷史和檢驗后現(xiàn)代這一概念，將后殖民理論引入全球化批判。其中，關于康德中心文本的考察主要在于探討第三世界女性是如何“被需要”與“被排除”的，這對于當下中國女性的后殖民語境無疑具有重要反思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斯皮瓦克；后殖民；本土提供信息者
　　作為一位解構主義大師，斯皮瓦克運用她強大的解構武器為其后殖民批判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上的支撐點，在《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當下歷史》中，她從西方傳統(tǒng)哲學根基、西方文學經(jīng)典、寡婦殉葬的歷史和紡織品文化四個方面對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的普世主義進行了批判。在章節(jié)“哲學”中，斯皮瓦克選取了三位公認的西方哲學先驅(qū)：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她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歐洲話語和帝國主義公理之間的關系也在發(fā)生變化，但西方哲學中心文本仍然扮演著話語主流的角色，通過閱讀他們的中心文本可以考察歐洲話語是如何在后殖民時代繼續(xù)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這里主要探討斯皮瓦克對康德中心文本的考察，思考斯皮瓦克所謂的“康德是如何將土著排除在外”，以及在后殖民時代，第三世界女性是如何既被需要又被排除在外的。
　　一、“本土提供信息者”與“排除在外”
　　在斯皮瓦克對康德文本的解讀中，一個被提起多次的詞語就是“本土提供信息者”（Native Informant）。在斯皮瓦克看來，本土提供信息者就是第三世界中即被需要又被排除在外的當?shù)厝嗣瘛Ｋ�舉例道：“因為北方看起來繼續(xù)在“援助”南方——以前帝國主義就是這樣‘開化’了新世界，所以南方對北方的關鍵幫助（以維持北方耗竭資源的生活方式）被永遠排除在外。我這本書認為，如今被排除在外的本土提供信息者的類型，就是南方最貧窮的婦女。”[1]在她看來，北方（第一世界）以不同的方式“援助”著南方（第三世界），使得第三世界得到文明的“開化”，而南方以耗竭資源的方式為北方提供賴以生存的關鍵幫助，如石油、樹木等自然資源的損耗卻因為這種“文明教化”被忽視。事實上，這是一種殖民文明教化的偽裝，將暴虐的殖民行為偽裝成溫和的經(jīng)濟文化協(xié)助，看上去是“扶持”、“開化”，實際上卻是一種溫柔和煦的文化殖民。
　　二、“原始人”與崇高
　　康德認為“道德理念的發(fā)展，我們經(jīng)過文化教養(yǎng)的準備而稱為崇高的東西，對于粗人來說就會是純粹的恐怖。”[2] “粗人”（a raw man）指的就是原始人，通常被譯為“未受教育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著述中“未受教育的”專指兒童和窮人，“本性上未受教育的”則指女人。未受過教育的原始人在康德的論述體系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因而康德理論中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并不是指的全人類，而是指僅受過教育有文化的歐洲男性。斯皮瓦克認為，在康德的哲學體系里，原始人（本土提供信息者）由于未受過教育無法形成理性意志，從而無法獲得主體性，無法“自治”，只能通過“他治”得到教化從而被納入帝國主義體系中。因此，雖然康德對本土提供信息者的排除在外是無意識的，但卻是在有意識有計劃地將其納入，也就是說，康德在本質(zhì)上具有排他性。斯皮瓦克認為這是一種“被認可的忽略”，表面上看，本土提供信息者似乎被認可，納入到了康德的哲學體系之中，與歐洲人并無二致，然而事實上土著只有經(jīng)過被帝國主義話語改造才能被納入底層，而這種“被認可的忽略”深深地扎根在康德的整個系統(tǒng)中。
　　斯皮瓦克從原始人與崇高感這一角度切入，再一次指出了康德哲學文本中的后殖民話語，“發(fā)現(xiàn)作為自然論點的帝國主義公理顯示了文化人的認知的局限性”，事實上，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在為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zhí)峁├碚撝�撐，為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論作辯護，而康德卻通過轉(zhuǎn)喻與替換將此敘事為一種神圣的文化傳播使命，這正是斯皮瓦克致力于從康德高深修辭與比喻中所揭露的現(xiàn)實。這被我們所忽略的哲學根基又恰巧是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支撐點，斯皮瓦克著力揭示出，女性主義就是這樣一步步與帝國主義公理相共謀，在第三世界建立后殖民系統(tǒng)的。
　　三、反思當代文化霸權與女權主義
　　通過對解構主義理論的深刻女性主義視角考察和邊緣政治的敏感思考，斯皮瓦克將西方文論界的目光吸引至全球化時期的第三世界。她將焦點鎖定在第三世界的貧窮婦女，以此為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中心，呼吁人們關注第一世界以外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域的婦女狀況，反對將西方女性主義強加給第三世界。
　　近年來，“文化霸權”一詞不斷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之中，雷蒙德·威廉斯在《關鍵詞》中指出，“文化霸權”試圖成為更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系的方式。由此，領導權不僅表達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且滲透進了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正�，F(xiàn)實”或“常識”。反觀我們的社會，是否正被這樣以巧妙話語形式包裹的外來意識形態(tài)所影響？電影、電視、音樂等各種文化載體在悄然不覺中將西方價值觀、世界觀傳輸至大眾。按照斯皮瓦克的說法，這與帝國主義公理的文化殖民不無二致，將作為本土提供信息者的土著人民排除在外。怎樣辨識文化殖民與民族文化，無疑需要更深遠的摸索和探討。
　　另一個在當代高頻出現(xiàn)的詞匯“女權主義”同樣值得重視。由于社會上此起彼伏的性別歧視與性騷擾事件，“女權主義”日益受到關注，女權主義者期望以眾人的力量獲得公眾重視，實現(xiàn)男女平等。但隨著女權主義的持續(xù)升溫加熱，許多聲勢浩大的女權論戰(zhàn)卻大有走偏的趨勢。一方面是女權主義者嚴肅認真地科普何為女權何為平等，一方面卻是部分人宣揚女性應獲得特權，借女權滿足自己的利益需要，這部分人被戲稱為“中華田園女權”。這些“田園女權”者顯然與西方女權主義大有出入，他們既不是斯皮瓦克筆下的南方貧窮婦女，也不是西方女性主義的傳承者，這些來自于城市、受到高等教育邁入中產(chǎn)階級的女性是否也如社會階層底端的農(nóng)村婦女一樣是中國的本土提供信息者呢？如果是，那么激進的田園女權主義者是否是因為數(shù)千年來被“排除在外”而發(fā)起更猛烈瘋狂的抗擊以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女高男低的不平等？這些都值得我們繼續(xù)探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女性主義的概念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chǎn)物，并不完全適用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權主義理論值得我們深思。
　　注釋：
　　[1][印度]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當下的歷史[M].嚴蓓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第7頁.
　　[2][印度]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當下的歷史[M].嚴蓓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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