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體制優(yōu)勢

《2020大布局》

　　邱震海 著
　　東方出版社
　　2018-6
　　作者全面分析了中國的經濟問題，從國家政策、學術研究、媒體等角度討論中國經濟的宏觀環(huán)境與個人機遇。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亦即信息化革命，同時人類進入了第二次全球化。這個進程迄今已延續(xù)了將近40年，中國的高速發(fā)展恰好就是在這40年里。在這40年里世界出現了哪些新生事物，又發(fā)生了哪些變化。一是互聯(lián)網的誕生；二是全球化的發(fā)展；三是金融創(chuàng)新的大幅飛躍。
　　無論是互聯(lián)網、全球化還是金融創(chuàng)新，就其本質而言都來源于科技的發(fā)展。自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后，人類就難以拒絕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卷入其中。人類已不可能返回到過去那種返璞歸真的年代，這是一個帶有哲學色彩的困惑。
　　如前所述，科技革命一旦產生，很快就會傳導到產業(yè)革命并繼續(xù)造福人類。但產業(yè)革命一旦掌控不好，就會引發(fā)社會革命；而引發(fā)社會革命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產業(yè)革命過程中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貧富差距擴大。馬克思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準確分析了1760-1860年歐洲在科技革命基礎上產生的產業(yè)革命及其在勞資領域里的貧富不均現象。
　　從《資本論》第一卷誕生到現在，150年過去了。今天的科技和產業(yè)發(fā)展水平，都與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由科技和產業(yè)革命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擴大的本質依然相同。
　　必須指出的是，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環(huán)境，恰好是推動產業(yè)革命的極好契機，但也是財富分配不公的極大誘因。150年前的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兩個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繼續(xù)迅猛發(fā)展；二是中產階級的產生往往對社會能起到穩(wěn)定作用。
　　1883年馬克思去世的時候，世界剛剛進入第二次科技革命——電氣化，第一次全球化也才剛剛露出端倪。第一次全球化導致的帝國主義爭奪世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被列寧捕捉并經歷到了。當然，馬克思沒能預見到后來的自動化和信息化革命，似乎是一個遺憾。20世紀上半葉到中葉發(fā)生的事情，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大繁榮”的出現，似乎讓人覺得，資本主義似乎有自我修正機制。但直到這一輪科技革命爆發(fā)才讓人感到，西方資本主義逃不出這一鐵律，乃是其制度設計使然。
　　在馬克思的那個年代，城市化的社會里只有資本家和產業(yè)工人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中產階級尚未產生。從19世紀末開始，中產階級在歐洲產生，并繼而被稱為社會的“安全閥”和“穩(wěn)定器”，似乎讓人覺得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jié)機制又在發(fā)揮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干年，由于財富分配不公，中產階級在西方社會萎縮，人們才發(fā)現，還是有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沒有改變，那就是：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的環(huán)境，必然導致產業(yè)革命和財富大爆炸；但是，在財富大爆炸的同時，若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又必然會導致財富分配不公和社會矛盾爆發(fā)。
　　250年來，純資本主義體制始終無法擺脫三個根本性的痼疾：一、持續(xù)不斷、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二、無法提供周全到位的社會共同服務產品；三、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贏者通吃”、貧富不均問題。
　　19世紀末的社會主義者倡導消滅私有制，以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規(guī)劃社會大生產，解決貧富不均矛盾，并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予以實現。20世紀的實踐證明，這至少有些理想化了。但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補充，這一點卻依然有效。
　　如果說，市場經濟的最大貢獻就是提高效率，而其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公；那么，社會主義的最大貢獻就是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人們不應由于過去一些道路實踐的失敗而對這一根本理念產生動搖，而應該繼續(xù)探索在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繼續(xù)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有效途徑。
　　讓我們把目光從歷史拉回到現實，從世界拉回到中國。
　　雖然人們對中國經濟總有種種期待、抱怨甚至責難，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尤其是在實施市場經濟的20多年時間里，中國沒有發(fā)生過一起重大的經濟危機。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顛覆”了市場經濟的根本規(guī)律。與此同時，每當經濟遇到重大挑戰(zhàn)的關頭，中國總能化險為夷……
　　這背后自然須歸功于中國國家力量的強有力的干預。雖然從理論上說，國家力量的干預，會對市場的活力構成挑戰(zhàn)，但在危機來臨時，國家的力量就像一道最后的保障，保障了人民生活不會遭遇重大的動蕩。這無論如何都是國家應該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后，如果沒有國家力量的干預，美國恐怕不會那么早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
　　當然，國家力量的干預應該適度，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順將依然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目標。但是，以市場力量拓展上線，增強經濟的活力和繁榮，同時以國家力量守住底線，維護經濟安全和人民財富的穩(wěn)定，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模式的重要特征。
　　不僅如此，國家力量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應當扮演越來越多的角色。這在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中，尤其在最近幾年，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中國具有天生的體制優(yōu)勢，在這方面就更可做好平衡。
　　人類的現代化歷程一路走來，無論是18世紀的機械化、19世紀的電氣化，還是20世紀末開始的信息化，以及正在洶涌而來的人工智能，只要是科技革命遇上市場之手，那么“贏者通吃”的邏輯就必然難以避免。而能扭轉這一邏輯，并能讓民眾既受益于科技進步和市場繁榮，同時又能避免貧富不均的，只有國家的力量。
　　因此，當21世紀的1/5時間即將過去，當科技之手和市場之手正在催化新的社會不公，而這種社會不公也正在導致世界進入新的動蕩的時候，具有體制優(yōu)勢的中國的國家之手，就更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在經濟領域告別新古典自由主義的中國，同時應該告別的是二元對立思維，亦即非“左”即“右”，不是市場經濟就是計劃經濟，而更應采用一種協(xié)同、融合的思維展開經濟和其他領域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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